我来推荐一本书,比较冷门,关注的也是唐诗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但是其独特的视角却值得收藏。那就是姜剑云教授的《审美的游离》一书。本书将中唐以孟郊、韩愈、贾岛、李贺为代表的诗派称“怪奇诗派”,在重点探究了这一诗派的艺术风格、形成原因、日后影响等方面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唐的各家诗派的基本特征及主张、影响,全面展现了盛唐之后中唐时代的诗歌风貌。
中唐的确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用杜甫的几句诗来形容最为贴切。一为《江南逢李龟年》中“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一为《登楼》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同样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从此之后,虽然有宋之才情,明清之繁荣,但整个社会无可避免地向下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了。盛唐时代磅礴万里的心胸,虎吞天下的豪气已一去不返,只留下这一地落花供后人凭吊,而满眼所见只是“万方多难”的悲哀。大悲大喜,在短短的数十年间竟依次上演,的确令人愁肠百结,感慨万端。眼前的繁花,眼外的凋零,均在这个时代体现了出来。
因此,恰恰是这样的时刻,正是文学的幸事,在转折期时,往往会产生时代的巨人。而盛唐之后的中唐,也正是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也同样是巨人叠起的时代。大历十才子不过是时代的前奏,韩柳、元白、贾岛、李贺等名诗人依次出现,如群星璀璨,照亮天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这乱世中追求自己的生命价值,形成了令人后人赞叹的文学盛况。这些诗人大都出生于安史之乱时期或之后,从父辈那里得知了开元盛世的繁华,而身处于藩镇割据的乱世之中,他们对于时代认识的视角自然非常独特。
只可惜在以往,我们往往关注的是这个时代的文,韩愈、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的开创者,苏东坡更是赞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却常常忽略了其诗歌的重要性。而姜教授独具慧眼,从诗人的风格入手,以“怪怪奇奇”之语归纳以韩愈为代表,以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人为中坚的诗派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全面介绍了中唐时期的各大诗歌流派,不仅让我们看到这个转折时期的异彩纷呈的文学风貌,同时也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流向趋势。
风格本来是文学评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有了风格才有了个性,才有了表现时代风貌的特征,也有了展现个性的舞台。姜教授此书就是以诗人的风格探究重点,展现了“怪奇”诗派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文学风格。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前有引论,后有综论。引论着重探讨流派的界定及对诗人流派的命名标准,为后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编先介绍了中唐前期形成的,主要按地域划分的四大诗派,再介绍了与“怪奇诗派”并存的以白居易、元稹等为代表的通俗诗派及以令狐楚、裴度、权德舆、武元衡等当朝名相为代表的雅正诗派,由此引出了对怪奇诗派主要成员的介绍。中编为本文的主体,着重介绍了怪奇诗派主要成员的不同艺术风格及相似的艺术表现。而下编则剖析了该诗派生成、衰变的原因及对后世的影响。而在综论部分中,姜教授着重探讨了这一诗派独特审美观形成的原因,并通过与古今中外相似诗歌风格的比较,探究文学的发展趋向。
本书的中编为全书最精彩之处,姜教授以高屋建瓴的视角,一方面从宏观把握这一诗派的“怪奇”所在,另一方面又从细处着手,审视诗派中五位核心诗人的不同个性。
他以“硬语盘空”概况孟郊的谴词造句的特点,指出其人个性拙直孤傲,诗风寒峭刚硬,因此善用寒词硬语,形成怪奇的语言风格,“怪奇在‘语’”。
而韩愈则善于以雄浑的笔调、奇异的想象营造一个光怪陆离却又异峰高耸的世界,故而“诗涛诵退之”,形成怪奇的境界气势,“怪奇在‘势’”。
卢仝的诗体裁怪异,“长短不拘,变化无常”,打破了一切诗歌的格律法度,“不循诗家法度”,自成一派怪奇体例,“怪奇在‘体’”。
李贺的诗则情景互生,亦情亦景,将大千世界的神奇境界、百转柔肠、千般异彩尽收入诗中,恰似“百家锦衲”“光夺眼目”,形成怪奇的意象,“怪奇在‘象’”。
贾岛的诗则常常表现幽僻荒凉之地,清寂孤苦之情,多为“荒斋幽居”“禅房廨署”的苦吟低唱,形成怪奇的境界,“怪奇在‘象’”。姜教授对几位诗人的诗歌可谓烂熟于胸,故对于其风格的把握也是极为准确的。
在此章最后,他指出几位诗人的奇特之处有所不同:“卢、韩、李(其中尤其是李贺)怪在‘物境’,孟郊特重‘情境’,而贾岛则在‘意境’”。而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几位诗人的共同特点,故特别点出其个性特征虽有所不同,但总能归于“怪奇”之流,这就为下文叙述几位诗人的相似的艺术表现埋下了伏笔。作者以三句古人评价归纳其特点,首先强调其为“唐诗之一大变”,表现他们“尚古隳律,不愿韵俗”的个性,再以“远去笔墨畦径”说明其“想落天外,逆理悖常”特征,最后用“人所应无,我不必无”表现他们“以丑为美,竦人视听”的追求。
而我从姜教授的总结中得出一条结论,就是这些诗人们均不愿在已走向顶峰的诗歌形式及内容上徒劳努力,而渴望走出一条表现自己个性,展现自我意识的道路,故而游离于主流的审美观之外,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风格,这也是本书题目的由来。
其实,怪奇也罢,游离也好,其实是不同于流俗,追求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方式。记得多年前曾有人提出“为什么李贺不写律诗”这一问题。姜教授在书中指出,上述的几位诗人中,孟郊、卢仝和李贺的诗卷中竟无一首七律。这并非他们才力不及,而是他们个性使然。他们崇尚古风,对于当时已至顶锋的律化和雅化的风潮不愿随波逐流,故不愿为此类诗。文中大量引用了这些诗人的诗篇,内容翔实,评述细腻。宛如一幅精心绘制的工笔花鸟,一足一羽都足以传神。
姜教授探究诗人的风格,一方面从纵横两方面进行比较。在纵向上,他结合时代的背景,明确文学发展的走向,明确了金代中后期“怪奇”诗派的再度崛起及现代诗歌中类似风格产生的原因。在横向上,姜教授不仅将怪奇诗派的风格与及与当时不同风格诗人进行比较,还延伸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艾略特的《荒原》等国外著名诗歌,从而对诗歌的时代精神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们从中也能看到西方所谓的“世纪末”的忧郁在古老东方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此去探究诗人创作最主要的魅力所在。自风格入手,我们能找到诗人身上时代的共性,也能发掘出其独特的个性。共性表现了特有时代的独特魅力,而个性则是诗人自身艺术感染力的表现。可以说,这本书完整地展现了风格研究的范畴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