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赵一凡先生，他在70年代末开始研究“垮掉的一代”。当时他所写的两篇垮掉派的综述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学术界重新评价垮掉派的开始。除此之外，赵先生还曾翻译过《嚎叫》一诗。后来赵先生到哈佛留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与金斯伯格接触，于是便有了《我所知道的金斯伯格》一文。文章笔调幽默谐谑，很生动地再现了从隔岸观火到面对面接触时的巨大心理落差，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曾经是他研究对象的美国先锋文化的代表人物时的困惑和隔阂。赵先生对艾伦的行为举止“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同时又深感艾伦的天真纯朴与诗人情怀，一辈子按他自己的方式活着，却总也弄不清别人的事情，以及别人对他的看法”。中国文化影响了金斯伯格的创作，而金斯伯格的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过中国诗歌，有人认为一个直接被金斯伯格煽动起来的重要诗歌派别就是“莽汉诗 ”。但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因为中国“莽汉”在开始写“莽汉诗”时还未读过金斯伯格呢。1986年，当中国短命的“莽汉诗”开始解体，“莽汉诗”首席代表李亚伟才第一次读到金斯伯格的《嚎叫》，他边读边用他的川东乡音嚎叫了一声：“他妈的，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莽汉。”应该说，金斯伯格对中国先锋诗的影响是难于捉摸的，几乎所有比较著名的诗人都羞于谈及金斯伯格的影响。金斯伯格的歇斯底里、神经质的抒情方式可能会被认为属于“青春期写作”，无论是学院派和民间派都不太提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