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声名鹊起的朦胧诗已经被认可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产品，当它的光影渐渐淡去之后，中国当代诗坛尤其是当代先锋诗歌阵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怎样的风貌呢？这恐怕是所有瞻望中国新诗前途与命运的人们都很关心的问题。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罗振亚先生的新著《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2005年6月版），在全面搜集整理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先锋诗歌发展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美学的探询与历史的追问，对上述那些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作了初步回答，为我们准确理解世纪之交中国新诗的现实样态、审美特征和流变轨迹提供了非常直接、非常重要的认识路径和诗学启示。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诗歌界呈现出群雄并起、众语喧哗的局面，尤其是先锋诗坛，用作者的话说更是“狼烟四起，门户繁多，派别林立，主义如云“（第42页）。因此，要在如此纷纭复杂的诗歌现象中梳理出先锋诗歌的流派特征与内在关联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诗歌史还是一段“纷扬”的历史，许多事实和现象至今仍处于未完成状态，还没有最后沉淀下来，定型下来，加上其间出现的不少诗歌流派总体特征并不明显，更缺乏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诗人诗作，这样，对所有流派的全面统摄和逐一阐述，既存在一定的困难，也意义不大。罗振亚在研究这段时期的先锋诗歌时，并没有对所有的派别和诗歌作出全面系统的考辩与理析，而是着意分析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与重要诗人的诗歌作品，这些流派与诗人包括“第三代”诗、海子诗、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70后诗歌以及女性主义诗歌群落等，应该说，这些流派和诗人是能代表这段时期中国新诗的创作水平的，他们所提出的诗学主张，体现出的创作倾向，以及暴露出的缺点和弊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典型性，因此，对它们的重点分析与阐释，是能揭示出朦胧诗后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态势与美学特征，还原出这段特定时期的诗歌历史的。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诗歌是在朦胧诗的影响和启发下生成的，因此罗振亚在分析它们的创作倾向与美学特征时，始终突出和强调了朦胧诗这个特殊的语境，始终注意将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与朦胧诗进行比较与对比，从比较与对比中归总出先锋诗歌的诗学特征来。朦胧诗是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我看来，朦胧诗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方面，它以新的美学原则与不俗的创作成就，扭转了新诗在长期左倾思想影响下所导致的审美效能的衰微与艺术精神的沦丧等颓势，改变了新诗在人们心目中所造成的不好印象，重新树立了中国新诗的美学风范，给新诗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它又以先锋的意识、反抗的姿态、容涵古今的眼光，启示着后来者去大胆创造与超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朦胧诗是“说不尽”的。以朦胧诗为背景来阐述其后的先锋诗歌，这既是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的历史特性所决定的，也有利于以朦胧诗为参照，对它们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具有的诗学价值作出恰切的评判和定位。例如，在论述“第三代”诗时，作者认为，“‘第三代’诗的崛起是因为对朦胧诗停滞局限的反动”（第44页），并进而指出，以张扬个体心灵为主旨的朦胧诗契合了一个时代怀疑、悲愤、亢奋、觉醒的整体心态，恢复了诗歌情感哲学的生命，因而“出尽了风头”。但是，随着时光推移，社会“天气”的日趋晴和，仍然耽于咀嚼心灵潮汐、频频哀怨感伤、构筑自然童话的精神天地，进行贵族化的精神操作，在凡俗或严峻生活的冲击面前显然有些天真矫情、不合时宜了，时代语境的迁变导致了朦胧诗创作策略的落伍，“第三代”诗人起而代之成为了势所必然。作者的这段分析是很精彩，很有见地的。再如阐述90年代“个人化写作”理论的提出，作者概括地分析道，90年代以前的新诗皆可视为意识形态写作，“就是推崇个人、意欲重建‘个人话语空间’的朦胧诗也没能逃脱意识形态写作的窠臼”（第162页），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个人化写作”是对新诗，尤其是“十七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写作和80年代包括政治诗、文化诗、哲学诗在内的集束性写作做定向反拨的结果（第161页）。这样的概述较为准确，富有历史深度。论及女性主义诗歌的流派特征以及在当代诗歌中的先锋性意义时，作者也没有忘记对朦胧诗作为当代女性主义诗歌起点与背景的交代，论著这样写道，“自朦胧诗人舒婷开始，女性主义诗歌就一直参与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创造，写作历史横贯先锋诗歌的进程始终，它到诗坛流派纷纷解体的90年代成为依然进行集团式写作的劲旅。它虽然从来不打旗号，但却是具有流派性质的创作群体。”（第270页）将隐性的女性主义抒写提炼为一个时代的重要创作倾向，显示了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理论穿透力。我们知道，一切有意义的比较都是为了达到正确认识事物的目的，比较的方式也因此总是把生疏的事物同自己熟悉了解的事物相比。罗振亚长期从事中国新诗的研究工作，对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以及各个阶段诗歌的美学特征都有极为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他对朦胧诗的理解也非常到位，以朦胧诗为背景来论述其后的诗歌形态，用朦胧诗这面镜子来鉴照“第三代”及以后的先锋诗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稳妥真确，切合实际的，读者就能信服和接受。当代先锋诗歌在朦胧诗后的新变，既起因于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变换使然，这种新的文化语境，罗振亚称之为“语言学时代”的来临。在“语言学时代”，先锋诗人的创作主张和文本特征，都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审视，去阐释。在这部论著里，作者就注重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先锋诗人提出的诗学命题，给出合理的分析与解释。在阐释“第三代”诗的艺术特征时，论著指出：“诗这种冒险性艺术是在‘语言刀刃’上的舞蹈。语言意识的高度自觉，使‘第三代’感到只有建设一种应和平民意识呼唤的语言才可以安身立命。‘诗歌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语言成了诗的目的与归宿。”（第61页）对‘第三代’诗语言的俚俗化问题，著者这样看待：“是否可以说，是语言俚俗化，是‘第三代’诗与读者对话的坚定契机。”（第70页）我认为，抓住了“语言”可以说就抓住了“第三代”诗的生成命脉，罗振亚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第三代”诗人所作的这些评述因而显得适切精到。再比如分析海子大诗创作未完成的原因，论者也注意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辩，他认为：“海子在长诗里，没有承继人类积淀的语言系统，而让文化、语言、经验返归原初的混沌状态，给它们重新命名与编码；并且其新编系统由纯粹的个人化方式完成，个人创世神话里的幻象象喻和已有的神话世界也不一致。这个大胆的举措在赢得原创性的同时，却遗憾地造成了原有诗意的流失，把大批操着传统或流行语码的读者挡在了诗门之外，即便读者硬去解析也只能是误读，最终消解诗的价值。”（第126页）这里对海子诗歌语言编码的过于私人化而造成的对读者解读的抵御，从而导致其诗歌无法被解码、无法文化化的现象作了深刻的阐释，可以说是点到了海子大诗的要害。诗歌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说到底是一种语言的特殊构筑，罗振亚在这部论著中特别注意对于具体文本的解读与剖析，我认为也是出于从语言学角度来揭示先锋诗歌特征与规律的诗学考虑。在对每个先锋诗歌群落进行理论阐发时，论著始终注重从诗歌作品出发，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联在一起，以具体的诗歌例子来论述和验证论著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见解。不仅如此，论者还做到了以诗人诗作为重要依据，既归结出每个先锋诗歌群落的总体特征，又照顾到各群落内部每个诗人的创作个性，既不用整体的特征来代替和覆盖诗人的个体特性，也不因为个性特性的阐发而忽视对整体概貌的全面观照。例如论著在概述了“知识分子写作”“崇尚技术的形式打磨”的特征时，还阐述道：“知识分子写作者的艺术表现，是八仙过海，各怀绝技，风格如缤纷的花雨，仪态万千。吕德安善驰骋幻想、张枣长经营语感、王家新好内心独白、西川善文体综合、欧阳江河多精雕细刻……”（第196页）并用具体的诗例论证了臧棣、孙文波、张曙光等人在抒情诗叙事性追求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这些论述既让我们了解了“知识分子写作”共同的审美追求，也知晓了每个诗人个体的差异性，在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达到了对这个先锋群体的深层次理解。荒诞派戏剧大师尤奈斯库曾说过，“先锋派就是自由”。先锋派的这种自由精神，赋予他们反叛的力量和大胆创新的勇气，从而催生出一批富有原创性、实验性和陌生化的艺术作品。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也受惠于自由的精神和力量，他们的诗歌体现出反叛性、原创性、实验性、探索性和前卫性等特征。不过，自由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诗人叛逆历史大胆创新以充分合法性的同时，也阻碍了诗歌的成熟与完善。注入了“自由”这一思想内涵的先锋，可以说是实验的别名，实验也许是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但却是成熟的天敌，当一种艺术形态还处于实验阶段的时候，就意味着它远没有达到成熟和圆满的最佳境界。因此，对于先锋诗歌的自由创作倾向应该理性地、辨证地审视和评价。在论述这段时期的先锋诗歌时，罗振亚也注意采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从辨证的角度来正确评价它们的历史功过与创作得失。例如对于“民间立场”这种日常口语化的解构写作，论者既肯定了它注重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的表现、率性而自然的诗风、充满创造活力的民间视阈等，又郑重地指出：“常言道，祸福相倚，优长与缺憾正如硬币的两面。于坚的‘好诗在民间’的论断，恐怕要打对折理解，因为‘民间写作’阵营是藏龙卧虎与藏污纳垢的复合体。与倾心文本的创作相比，‘民间写作’对文化反叛的行为本身用力更多，这就注定了它难以逾越精品、经典稀少的大限，它虽然也有《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大雁塔》、《冷风景》、《中文系》、《结结巴巴》、《饿死诗人》、《种猪走在乡间的路上》、《糟老头》等相对优秀的名作支撑门面；但从骨子里讲还不时停滞于虚空的先锋姿态中。”（第218―219页）这里对“民间立场”所作的辨证评判是较为客观和公允的。论著对“第三代”诗的分析和阐释最富于辨证色彩，在系统阐述了“第三代”诗的前卫性、探索性、实验性等艺术特征后，还专用一章，仔细分析了这个先锋诗歌群落先天性“精神贫血”、“误入形式迷津”等症结，道出了“第三代”诗在短暂轰动之后便陷入困惑与沉寂的内在根由。此外，论著对于’70后诗人的评价，对于女性主义诗歌的评价也较客观和辨证，显示了著者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理性精神，也使论著得出的一些学术结论更为合理和符实。当然，论著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始终强调先锋诗歌生成的朦胧诗背景，这是十分重要的，但仅仅强调这个背景还不够，还不能反映出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国新诗多元共存的历史全貌。另外，论著的理论表述富于激情和形象化，从而显得活泼灵动，可读性较强。不过，形象化的表述一旦过多，就可能会影响逻辑推演的缜密性，削弱理论自身的震撼力，这部论著或许就藏有这方面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