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都热衷与处理重大题材.但在处理个体与历史,个人与群体,感性个体与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贺敬之从不表现裂痕与冲突,在他的诗歌里,个人完全融入了集体.而郭小川则承认裂痕和冲突的存在,也承认裂痕冲突的思想、审美价值,诗歌表现了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也表现了对个体价值的依恋.
郭小川（1919——1976），我国文学界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此外还是音乐艺术家。
郭小川的抒情诗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政治抒情诗，充满磅礴的气概、奔放的热情，富于政治鼓动性。《致青年公民》组诗就是代表作。但即使是生活抒情诗，人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政治热情和倾向，看到抒情主人公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胸怀。他的这类政治抒情诗，多澎湃着革命的激情，以楼梯式的铿锵句式，鼓舞人们为社会主义作出奋发的斗争。在50年代，这种适于朗诵的诗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激起他们广泛的共鸣。郭小川的叙事诗平心而论，不如他的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那么感人。但作者对于多种诗歌形式的探索，应该说为后人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郭小川是一位战士而兼诗人的作家，他的题材和情感与自己参加革命队伍的战斗经历分不开。他的诗在总体上表现出诗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广阔的思想视野，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对于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强烈向往与追求。他的不幸早逝，实在是新中国诗坛的重大损失。在当代中国的革命诗人中，他是才华异常出众的一个，也是最能以磅礴的热情和优美的形式激动广大读者心灵的一个。
贺敬之1924年生，山东枣庄市峄县人。1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7岁入党。1945年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贺敬之作为一个诗人的特点是，他像郭小川一样一直保持昂扬的革命激情和理想精神，歌颂党，歌颂新社会，歌颂新的英雄人物，并在诗歌形式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力求民族化、大众化，在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和吸取外国诗歌的长处，创造节奏鲜明、富于韵律的新格律诗。他50年代的名作之一《回延安》便借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吟唱自己再度回到延安一一革命圣地的情感潮涌。而《放声歌唱》这篇政治抒情长诗更借鉴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并发扬我国古典诗歌讲究对仗、排比和韵律的特点，创造了富于民族特色的自己的“楼梯体”。贺敬之还著有评论集，收有他对于戏剧、诗歌作品的评论和具有政策导向的宏观性理论文章。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点，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
试比较郭小川与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异同。 （刘134－138）Ⅳ（结合作品，分析郭小川和贺敬之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上的同和异。Ⅳ）（举现当代的例子各一个，简述20世纪俄罗斯诗歌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Ⅲ） 一、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既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从诗体上我们把政治抒情诗称作“颂——新赋体诗”。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以50年代的昂扬精神，重温了赋这一美学体验。并且，无论是贺敬之从马雅可夫斯基诗体化出的“东方楼梯式”，还是郭小川从中国古典诗律中重铸的“新辞赋体”，都以汉语独具的节奏和韵律，叠词排句的辉煌，传导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磅礴气势、力量和展望的远景，与天安门前一年一度的游行和阅兵一样，成为一个时代不可重复的语言庆典。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望星空》、《一个和八个》、《团泊洼的秋天》和贺敬之的《回延安》、《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简直就是人民共和国诗的编年史。 二、他们在政治诗的表现方式上也有某些相似之处。 1、贺敬之把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节奏与中国古典诗赋的对偶、排比的和谐韵律结合起来，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多层楼梯改为基本上两层对应的楼梯，这样，既有了参差起落的节奏变换，又有了我们民族诗学传统中对称的庄重。如他的《放声歌唱》。 贺敬之还把陕北民歌信天游发展成一种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二行诗体，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这种二行一节，匀称、并排的诗体，抒情节奏舒缓有致，行与行、节与节间诗思的跳跃和情感的跌宕，给读者留下了想象飞驰的空间和感情回旋的余地。 贺敬之还化用古典诗歌的三、五、七言体，创造出一种新的半格律化的歌行体，如他的《三门峡歌》。 2、郭小川也继承了赋、比、兴传统的赋。他以偶句、俪辞、排比铺陈，构建了半格律的白话诗体，即格局比较严整，章节大致对称，自然流走而音韵铿锵的长句体和长短句体。长句体即所谓的“新辞赋体”，如《厦门风姿》等诗篇；长短句体即所谓的“半散曲式的自由体”，如《祝酒歌》等诗篇。 三、他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见的。在处理个人与群体、个体与历史、感性个体与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贺敬之从不（或极少）表现其间的裂痕和冲突。在他的诗中，“抒情主体”已是充分“本质化”了，有限生命的个体由于融入了整体，由于对“历史本质”的把握，而转化为有着充分自信的无限存在。而在郭小川那些值得重视的作品那里，个体实现“本质化”过程的矛盾，得到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