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由包头返回北京，清晨时分车过延庆，车窗外正在落雨。偶尔瞥见了道边“狼山”这地名，精神为举岁旅之一振。之后又与“青龙桥”这字样迎面相遇，瞥见了车站边的詹天佑墓；而后是居庸关。我对于地名，略有一点“文字敏感”，在日本看到“浅草”这地名，就不免望文生义，有某种意象浮出脑际。以往多在京城以南往返，那次由内蒙回京，初过京西一带，触目皆新鲜。在这干旱的华北平原，官厅水库算得上“巨浸”，却只能由列车上远远地看过去，未能去亲近那一片水罢了。
因系雨天，铁路沿线诸山烟云缭绕，尤其居庸关一带，矗立的高压输电线与亭阁并置在同一画面上，有一种奇异的情调。雨水冲刷着岩石，仅余了墙基的长城雀烂，贴在山脊上，蜿蜒接上了耸峙岭上的烽火台。这以砖石书写正凳于“实地”的历史，在烟云缭绕间见出了深远。看着丛峦叠嶂间的“遗痕”。你不难想象工程的浩大，施工的艰难，只能赖有以生命为抵押的苦役犯的劳作。当然你还会想到，在这样的所在，军械、粮饷的运送，该有何等不易。
读明人的文字，往往遇到京畿诸关隘的字样，以及屡屡见诸明清之际文献、为兵家必争的古北口、墙子岭、喜峰口、一片石之类，总令人有异样的感觉，似乎看到了月光下铁甲刀兵的反光，嗅到了硝烟尘沙的气味。那些个地名各有故事，甚至重重叠叠的故事。崇祯十一年秋，清兵自墙子岭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曾大败李自成军于一片石，都不过是诸多故事中的一两则罢了。
崇祯九年，卢象升以兵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奏疏中说曾由居庸关历岔道、柳沟、永宁、刘斌堡、周四沟、黑汉岭、四海冶、火焰山、靖胡堡、滴水崖、宁远堡、长伸地、龙门所、牧马堡、镇安堡、青泉堡、两河口、镇宁口、独石口、h环四百余里，其间大小隘口不下四十余处（《请增标营兵饷疏》，《卢忠肃公集》卷五）。另疏则说自己“从昌平、得胜口出柳沟、南山以达永宁、延庆州，登火焰山，历靖胡、宁远诸堡而抵独石、龙门、张家等口，直至万全、右卫、柴沟、新河，纡回曲折，尽一千三百里之长边，盖无处不到矣”（《处分协府将备疏》，同书卷六）。这一长串地名看得我眼花缭乱。但这明末名将却不是战死在他提到的那些个关隘堡寨，而是死在钜鹿贾庄、无遮无拦的冀南大平原上。当年有人哭卢象升之死，说“遥望将军酣战处，贾庄落日起悲风”（《哭卢司马》，《卢忠肃公集》卷首）。卢氏如若说死于战场，毋宁说死于党争。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不能不为，死得实在可惜我真的佩服那些晚明史专家，将其时犬牙交错的战场形势、头绪繁多的大小战役，梳理得井井有条。我读与战事有关的文献，记住的却往往是情境、人物，即使这次的过居庸关，想到的也不是某一次具体的战役，而是实地感受了这古战场的寂寥空旷；令我怦然心动的，是岩石上淋漓的水迹，闪亮的水光。其实我关于卢象升、孙传庭，更为动心的，是其人的被置于“绝境”、“死地”时的悲情――仍然是以“文学”的方式读史。较之史实，兴趣始终更在人的境遇与命运。而对关隘i塞这种“历史地理”环境的兴趣，固然来自文字历史，却也有可或多或少出于青少年时代培养的“英雄主义”的激情。这种激情虽然经了岁月的销蚀，却依然藏在了“内心”的某处，一旦读史，也就被唤起。在这种时候，你知道了自己的心还没有干冷。
自昔传说中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战争。密布的关隘，无非天造地设又加了人工的战场。古人所谓的“山川形胜”，往往正是由军事的方面着眼。明代的王士性说“长安称关中，盖东有函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其他尚有大震关之在陇右，瓦亭关之在固原，骆谷关之在T，子午关之在南山，蒲津关之在同州，豹头关之在汉中（《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拱卫长安，竟有如此多道关
写过一篇关于明清之际的文字，题作“谈兵”，分析的是明人、尤其明末士人的兵事之谈以及谈兵者的心态。其实我的兴趣更在与“兵”有关的意象，写完了那一篇，也并没有增多关于“兵”的知识；每当触到与军事有关的地名，即如杜诗的“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总会有莫名的感动。刻印在史书中的那些字样，各各挟了一段烟尘，让人顿生莽苍辽远之想。曾经设想过携了史籍遍访天下雄关，尤其史书诗词中一再提到的诸关，即如被认为京师屏障的渝关（今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以及陕地的大散关，山西的娘子关、宁武关、雁门关……这些个关，仅字面就对我有神秘的吸引，至今却除了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外，到过的惟有江西境内的梅关，曾在纪游文字中写到，说其地在今人看来，并非“雄关”，无险可以扼守。作为标志的关门雨迹斑驳，记得楹联写的是“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据说系赣人所设，为粤人所不满；那拟想中的“暴客”，多半自南而来的吧。此门不知是何年月的旧物，今天尚无恙否？到过的诸关，山海关最称雄伟，嘉峪关则更苍凉，且格局完整，一组建筑，错落层叠。与三四友人站在城楼上，斜阳下四面临风，绵亘在远处的，是祁连山的雪峰。那种感觉，是游山海关时不曾体验的。山海关作为旅游景点太“热”，又经了粉刷油漆，而嘉峪关，至少我们登临之时，尚未加修缮，保留了较多“历史”的颜色。我的经验是，你不如满足于品味文字，不必定要踏勘那“实地”，若是你不想破坏酝酿已久的意境的话。
关”在用来抵拒敌国外患之外，更经常的，或许是行政分割的标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关”与“乡”一道，盛载了游子的乡思。交通日益便利，乡愁也就日见淡薄。明人称“绝塞”的，早已是人烟辐辏之区。去年春夏之交，到了瓜州古渡对岸的镇江，竟唤不起历史的沧桑感，无论乡愁。读城墙、读关，无非是在读刻写在砖石上的历史，读流经砖石的岁月，培养由“实物”感知历史的能力。砖石所记录的，是王朝的一部分历史；其粗糙的表层，正令人想到“历史”可触摸的质地。即如明朝，将最后挣扎的痕迹也留在了“墙”上，使后人的历史想象有所凭借。“实物历史”正在迅速消失，或被以商业目的改造。这种消失与改造不可避免地重塑着人们感知、想象历史的方式。这种更为隐蔽的改写历史的过程，往往为人所不觉。
据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顾炎武顺治十六年，出山海关，返，至永平之昌黎，著《营平二州史事》六卷，有《山海关》一首，《居庸关》二首，其中一联曰“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顺治十七年、康熙元年、三年、八年、十六年，顾氏又前后五次到昌平。他一谒再谒的天寿山，乃明皇陵所在。说谒天寿山其实也就是谒明陵，亦一种“政治表态”的动作。年事渐高，我自己早已淡去了踏勘的雄心，也想不出该如何进行――是如谈迁似的“担簦”步行，还是像顾炎武的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不可解的是，何以当年那“乱世”尚没有如今天这样严重的安全问题，以至你已不敢涉足人迹罕至之地――在这一点上，真不知是进步还是退步。最可靠的，自然还是神游于记述雄关险隘的文字之间。即使真到了“实地”，你所能感受的，也依然是“意象”，你个人的历史想象。如此看来，踏勘也不过是想象的触媒而已。
上一次去作为旅游景点的长城，已记不清是何时候。较之经了整修的古迹，倒不如去看残迹以至废墟。1980年代在西安参观兵马俑，令我心动的，是尚未充分开掘的部分。那些露出在土层外的兵士的头颅，残缺不全的肢体，令人不能不去想象血战之余“穴胸断”的惨烈。所见平遥、兴城的城墙，均经了整修。2002在山海关所见的墙，修补痕迹清晰可辨，合于文物保存的原则。这些段城墙自然各有故事；那些砖石始终在讲述着什么，只是我们有可能不善于倾听、或听而不闻罢了。我所见过的最雄伟的明代城墙在南京。1975年由城墙下走，只见苔痕斑驳，水迹纵横；2002年春重访该地，在玄武湖边所见的一段已过于整饬，不免令人生疑。坐在玄武湖边看明城墙，想到的却是不知有多少砖石是当年旧物，未免败坏了兴致
毛泽东曾引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定鼎后持续地筑墙。明长城无非是规模最大的墙。明末边政，“边墙”是一个大题目。在今人想来，在广袤的松辽平原上，那些墙，真的不知道效用如何。读陈子龙等人所辑《皇明经世文编》，谈兵者关于边墙的主张针锋相对。反对的一方，理由就有，筑墙不过方便了消极避战：征之明末的战事，谁曰不然！读有关的记述，我想到的是其时的军人瑟缩于边墙之下，冀延一日之命，卢象升就说过，“盖塞上一墙，便是华夷之界”，明军畏“夷”如虎，往往敌方“掩至门庭，犹然不觉”（《请饬秋防疏》，《卢忠肃公集》卷十）。明亡之际的事实证明了，无论关隘还是边墙（包括长城），以至当时的先进武器（火器），均不足以拯救一个颓败的王朝。最坚固的长城，本不是用砖石构筑的2003年“十一”长假，居民小区附近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整修后开放，曾与丈夫向东向西各走了一趟。东行游人渐少，那“城”也渐显。铺了草皮的土墙，虽不高峻，却壁立，草叶在阳光下的反光，若水之流泻。一路走过，令我难忘的也就是这段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