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知道“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 这首诗的题目
没有题目，出自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伯牙道：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一曲短歌，以吊令郎者,口诵于老伯听之。钟公道:老夫愿闻。伯牙诵云：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杯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二、乾隆游江南诗词
乾隆游江南诗有赏
红球日出映朝辉，翠竹格高都算威。
山水清奇居华首，长江吹笛世间微。
庐山自有千情托，瀑布能无百种祈。
陶醉佳诗常记脑，又当提笔雨纷飞。
另一首
春云欲泮旋蒙蒙，百顷南沏一棹通。
回望还迷堤柳绿，到来才辨榭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月明度曲水晶宫。
三、古诗《山中闻杜鹃》翻译
江南二月，百花盛开，春光灿烂，可诗人却说已是“万花纷谢一时稀”，“二月春风似剪刀”，可诗人却说不见南风吹来，这是为什么呢？国难当头，再美的景色也变成不美了。加上“至今犹劝别人归”的杜鹃的悲鸣，“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自然亡国之恨顿生。由此可见，自然景物被诗人情感化了，并随着诗人的心情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前半首诗写景的特色。
四、张用良不杀黄蜂文言文答案
【《张用良不杀蜂》原文】
太仓张用良，幼时揭蜂窝，尝为蜂螫，故恶之。后见蜂则百计千方扑杀之。一日薄暮，见一飞虫，投于蛛网，竭力而不能去。蛛遽束缚之，甚急。忽一蜂来螫蛛，蛛避。蜂数含水湿虫，久之得脱去。张用良因感蜂义，自是不复杀蜂。
【注释】
尝：曾经
为：被
螫（shì）：刺
故：因此，所以
恶（wù）：讨厌，厌恶
薄暮：傍晚 薄：靠近
投：撞
竭力：用尽全力
遽（jù）：立刻
甚：十分
急：紧急
避：躲避
数：多次
脱：摆脱
因感：被……感动
义：义气
自是：从此；是：这；自：从
复：再
【翻译】
张用良因为小时候捣蜂窝，曾经被黄蜂蜇伤，因此十分憎恨黄蜂。后来看到黄蜂就千方百计地抓住，然后杀死。一天傍晚时，张用良看见一只飞虫撞向蜘蛛网，竭尽全力仍然不能够脱离。蜘蛛立刻把它捆绑住，情况十分紧急。忽然看见一只黄蜂飞来用毒针蜇蜘蛛，蜘蛛随后便避开了。黄蜂多次沾水使小虫变湿，时间一长飞虫便挣脱蜘蛛网飞离。张用良被这黄蜂的道义行为所感动，从这以后不再杀黄蜂。
五、举例说明“诗庄词媚”、“赋、比、兴、酌而用之”、“文饭诗酒”
古人云：“诗庄词媚曲谐。”庄者，庄严也；媚者，婉媚也；谐者，诙谐（幽默）也。这是说诗、词、曲有着不同的风格。大体而言，确实如此。因为诗多用于应制，而应制，则非庄不可；词，多写闺中韵事，而闺中韵事，则适于媚；曲，更接近民歌，宜于用诙谐的手法来表现。但诗、词、曲皆各有多种功能，风格自然并非仅为一种。
“诗庄词媚”是对诗词总体特征的一种概括，这首先表现在诗词的题材内容上，诗多表达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为主，词多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其次体现在诗词的风格上，即使同样的题材，在诗词中也会呈现不同的风格。如怀古题材的诗多沉郁苍凉，而词却往往在历史沧桑中插入艳情。再次体现在诗词的语言上，词的语言相比于诗显得更精美典雅、轻灵细巧、纤柔香艳。
“诗庄词媚”一词最早是宋初人提出的。原本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那时词正在发展，风格初步定型，文人能够体会到诗词风格的区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过它的原句没有这么简明，而它的意思倒是一样。后来便成了文人的一种观念，并逐渐演化，变得简约明确。
“诗庄词媚”就是逐渐演变而来并定型的。并不是哪个人提出的新观点，所以出处的断定没有确定答案。
举例
诗有时用于应制，有时揭露社会黑暗，有时抒发个人情怀，应以庄为主。欧阳修一些诗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诗歌，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这些诗写得或者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或者雄奇变幻，气势豪放；或者清新秀丽，平淡有味。总的来看，他的诗歌还是“庄”的。
词，多写闺中之事，或者以闺中之事作比，则适于媚。欧阳修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的一些词特别是艳词，写男女约会，体现了词“媚”的特点。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
古人有文饭诗酒之说,那么诗与酒可以说是一回事。两者都令人沉迷,但人在其中仍然有一部分清醒如常,醉酒之人所说的话焉知不是真话。没有人反对酒后吐真言这一说法,自然也无人否定诗应有的真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