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不合理的。
古今以降，分门分派不在少数，无非就是曲意歪解以付自家之用，其余除去误导世人可谓一无是处。
婉约与豪放之分，早见于《《诗余图谱》：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秦观）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苏轼）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讲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实际上隋唐词之初诞也属于“托体稍卑”，为何？词本为乐之歌曲，自隋唐时期，所谓“华夏正声”盖已不存，新乐取自琵琶调混入胡乐而成，称为“燕乐”或是“宴乐”。最初燕乐是付与歌姬伶人于宴席歌而助兴所唱，自然绮丽香泽，分属“艳科”。唐人、五代诸词家皆换转于游冶艳情之中，北宋初期之作手并一脉相承，未脱窠臼，更不分何门何派。逮至范仲淹《渔家傲》写塞外风景，偶作新题，便被世人认知为“新开一家”、“豪放雏形”，后苏子与友人信“偶然作词，不同于柳永风格”云云，后世并以此分豪放、婉约派。
直是谬论。早年词之藩篱不去，大家约定俗成的只用词做“艳科”，并谓之“正统”，但作为文体而言，其势必能有更多的包容性，绝不仅仅只在富贵生涯、红楼歌舞中打转；其次词托于音律，而声乐之中亦有激越、铿锵之调。
所以所谓的或豪放、或婉约，仅止于作者作手之情感、曲调而已。粗暴的化分成婉约豪放，岂不滑稽？后来言豪放必举苏辛，抬手便是“大江东去”、“挑灯看剑”云云，根本不曾考虑过作者当时情感、环境。苏词见大河奔流雄浑之景色，未必对着“大江东去”还要写成“小桥流水”？辛词亦然，军士生涯写成“倚沒红楼”？无知且不自知而已。
但如若非得分属风格，不过在于行文用词，乃至谋篇布局各家固有的特点而已，亦只是审美知趣的同异，若分豪放、婉约，那置苏轼之咏物词、酬唱词于何地？置辛弃疾之春词于何地？胡寅说“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仅仅是把苏东坡一些应景之词当成了常态，直接无视了苏词那近百首风流歌词，不是曲意歪解以付自家之用，更当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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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阆苑里的一朵奇葩，它以奇掘的姿态，脱俗的神韵，代表了一代文学之胜，铸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辉煌。
晚唐五代时期，词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以晚唐词人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人，均为词体的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时学者张綖，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把词区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清代王士桢著《花草蒙拾》，继承了此说，认为词派有二：即婉约派和豪放派，从此，两派之说便盛行开来，流传至今。婉约派词调柔美，意境幽瞄，音律谐碗，语言圆润，多以亲切婉丽之词，写柔婉之美。豪放派则词调气魄雄浑，风格刚健，意境超脱，丰富了词的内容，提升了词的意境，甚至达到了＂无言不可人，无事不可入＂的境界，把词的社会功能提高到更高的层次。
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我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宋词的流派之分与宋朝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北宋时文人当道，宋词沿着花间派，渐渐形成婉约派，北宋衰落后，一群保家卫国的有志之士，进一步发展了婉约派，词风豪迈，描写军营和边塞的词与日增多，即形成豪放派。
婉约派词的代表词人有：李清照、柳永、秦观、欧阳修、晏殊、晏几道、周邦彦、贺铸、张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