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文学,相对于中国内地50～70年代的文学来,它的变化及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是巨大的.这种变化、成绩,自然表现在作家、诗人数量,文学书籍、刊物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表现在国家对文学管理制度的某种改善等方面,但最主要的标志,则是若干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的出现.从深层的方面看,这种时代性的“转折”、变化,最主要的是一定程度开放写作者、读者、批评家的心灵、想像的空间,和他们获取开阔丰富的人类文化资源的可能性.这是推动文化创新、深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基于此,洪子诚完全不同意当代文学是垃圾或大多是垃圾的耸人听闻的说法.虽然顾彬解释说“垃圾”指的是卫慧、棉棉的作品.但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的轻蔑之情显而易见.其实对当代文学持否定态度的也包括一些国内学者与研究者,他们认为当代文学比不上现代文学.有研究者说,现代作家有许多感人故事,当代作家没有自己的故事.他不能苟同,这是一种偏见,区别只是,现代作家的那些故事,反复被讲述渲染,而当代的故事,还未被认真讲述而已.在当代,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一些作家、诗人、散文家,也许尚不能和鲁迅等大家相提并论,但他们和现代一些被过分“经典化”、“神圣化”的作家、诗人相比,并不一定逊色,有的甚至有所超越.当然他们的写作距离我们在时间上过于靠近,他们也仍存在变化,因此,采取更为慎重、节制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但反过来不能构成轻忽、贬低这些年来作家、诗人艰辛探索的理由.
诗歌是衡量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洪子诚发现在大型文学研究活动、论坛、会议中很难看到诗歌及诗人的身影.诗歌的缺场是个奇怪的现象,他说,“我要为诗歌辩护.在当代,文学成绩的评价标志,有被小说文类垄断的现象.这是不同时代文类关系的体现：在现代,小说成为文学的心、主导文类.”
主要从事中文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洪子诚认为,近一百年来,许多诗人在汉语语言,在探索现代人心灵、情感和经验上付出的努力,应该给予重视.可是“新诗”的“合法性”至今仍是个问题.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是,前些年大家都在谈论五四诞生的“新文学”已经终结,但是,作为“新文学”先驱的“新诗”,却在“新文学”终结的时候,它的合法性、存在的价值,仍然是个问题.
谈成绩的同时也要进行反省.纪念改革开放不只是肯定成绩评功摆好,更是一种检视与反思,甚至可以说,认识这30年的限度、问题更为重要,“对于写作者、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而言,我想,最为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组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中,在政治权力与市场之间建立复杂情境之下,究竟选择何种位置,确立怎样的文学信念和工作方向,是首位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文化界、文学界的分代,是必然的,而且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