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1]，“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是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编辑本段产生发端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批年轻诗人开始崛起于诗坛，给诗苑带来了一股新异的诗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他们中的主要代表有：食指、北岛、舒婷、芒克、多多、顾城、江河、杨炼、林莽、梁小斌、王小妮等。这批年轻诗人所引发的新诗潮之所以在70年代末出现在中国诗坛上，是由特定的时代语境和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就其发展过程而言，最早可溯源到“文革”时期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时许多知识青年普遍怀有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情绪：不解、怀疑、愤怒、无奈、对抗等交织在一起，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以及对幻灭了的理想的沮丧和坚执，对失去家园的牵系等，成了这一代人的主导情绪和情感基调。郭路生(食指)写于1968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这种情绪的最初宣泄：“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郭路生曾被人们称作文革时期 “地下诗歌”第一人，后来他借用西方现代手法创作的带有古典诗词韵味的《相信未来》，一度在知青中流传，对“地下诗歌”的发展具有开拓作用。半公开亮相 当时，围绕某一知青点曾出现许多诗歌创作群落，其中尤以“白洋淀诗歌群落”最为有名。它是在1969年至1976年间，由北京赴河北白洋淀一带插队的一批知青构成的创作群体，主要包括芒克、多多、根子、林莽、方含、宋海泉等。由于白洋淀距北京不足二百里，各种新思潮便很快波及这里，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等，也很快在白洋淀传阅，从而形成了适宜于“地下诗歌”生长的独特人文环境，也使许多成员日后成为新诗潮的主将。“白洋淀诗群”于1976年因芒克最后一个离开白洋淀而告终结。当他们陆续返城之后，在1978年12月刊印了民间刊物《今天》，这是他们作为朦胧诗群最初的半公开亮相。走上诗坛 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标志着朦胧诗由地下正式走上诗坛，从而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击波。由于这批年轻诗人大都经历过十年浩劫，有过激情和理想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所以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年少时天真和单纯的信仰被欺骗之后，不免有些失落和迷惘。由此，他们便开始产生一种悖逆心 北岛理，不仅怀疑“文化大革命”，甚至也怀疑起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北岛《一切》)这就是一代人在特定时期所怀有的特有情绪。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沉落下去，而是开始了执着中的奋起，迷惘中的寻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顾城《一代人》)。顾城笔下一代人的形象，正是这一代青年最真实的象征。因而，在他们丰富而又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中，既有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惊悸、恐怖、苦闷、激愤，又有心灵的痛苦、迷茫、空虚、失落，同时也有在反思过程中所孕育的新的希望和理想。当他们怀着这种情绪走近诗歌时，又不期然地与西方现代派艺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和汇通。于是他们一改传统直白浅露的抒情模式，而大量采用象征、隐喻、反讽、变形、通感、暗示等艺术手法，使之呈现出一种隐约朦胧，含混甚至歧义的诗意氛围，因此人们便把这类诗称作“朦胧诗”甚至贬称为“古怪诗”。[2]编辑本段论争 由于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变革，对中国诗歌传统和欣赏习惯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朦胧诗”这一称谓，最初是略含贬意的，它在当代诗坛流行，可前溯自1980年《诗刊》第8期发表的署名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是由老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秋》所引发的，这首诗发表在《诗刊》1980年1期上：“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戏中的细节回忆。”在章明看来，此诗用语让人感到稀奇、别扭，使人产生思想紊乱，接着他又举出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作为例证，认为这类诗晦涩、怪僻，叫人读了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实在令人气闷，气闷之余，便写下这篇文章。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他将此类诗体姑且名之为“朦胧体”。从此，“朦胧诗”这个略含贬意的称谓，便成为日后新诗潮的具有普泛性的命名，并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论战。 论战一方持肯定，赞赏的态度，主要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为代表。他们分别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等文，为新诗潮推波助澜，故被称作“三个崛起论者”。谢冕对新诗的探索和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他指出，在新的挑战面前，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写出了一些看似古怪实则新异的诗篇，这情景实在让人兴奋!这就给新诗的探索赋予了某种合理或合法性。几个月之后，孙绍振又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他一方面支持谢冕的看法，另一方面又将此上升到“新的美学原则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这股诗潮的崛起“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所谓“新的美学原则”，即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也就是表现自我。而徐敬亚于1983年发表《崛起的诗群》，更是对朦胧诗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诗人的诗学态度，文本实验及风格特征等，作了既系统又具体的阐释，犹如一篇中国现代主义的宣言书，在文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从而把朦胧诗的论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论争的另一方以丁力、郑伯农、程代熙等为代表。他们以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观照诗歌，认为朦胧诗是晦涩诗，古怪诗，“崛起论”是古怪诗论，从而基本否定了朦胧诗的艺术朦胧。老诗人艾青、臧克家对朦胧诗和“崛起论”基本上也持一种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当然，更有许多批评家和诗人既肯定了朦胧诗所具有的探索精神及取得的成就，又指出其不足，认为对其作品应给予具体分析。论争结果，既更新了趋于封闭的诗学观念，又促进了朦胧诗的影响及新诗诸流派的繁荣。
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1]，“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是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