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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曹操的诗歌特征

2022年03月26日 15:09:106编辑

曹操是建安诗歌的主要倡导者,他的诗全用乐府旧题写时事,既有民歌特色又有自已的创新,他的诗歌按内容可分为两类:

一类反映汉未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正义感和悲愤情绪,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薤露行》对何进误国、董卓殃民有很真实的描绘。《蒿里行》揭露初平元年袁绍等人兴兵讨伐董卓,内部混战的情形,突出地写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遣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描写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思乡之情十分逼真。

另一类表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类诗慷慨悲壮,具有更浓厚的抒情色彩。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苍凉悲壮【摘要】曹操以其对四言诗歌的复兴、对崇高审美体验的最求和对乐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不仅是建安风骨这一历史定论最有力的论据,更对之后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曹操 四言诗 建安 乐府 诗史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领袖,他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 ,成为建安诗坛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称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诗歌有着雄健挺拔,慷慨悲凉的特点,“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原本的出身已不可考 。其父曹嵩是宠宦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这样一个家庭虽在政治上显赫一时,却深受当时重门第、名望的东汉士族们鄙夷,也没有任何儒家学说的传统,加上其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曹操很少受两汉来的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据史书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讲求实效,故也不吝于真率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感情。在建安这个主要文学体式由辞赋向诗歌的转折时代,借助于诗歌强大的抒情效果,曹操成功地将自己宏伟的理想抱负,深刻的人生思辨和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融入诗歌之中,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并对建安文学和后来的魏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德诗尤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作为诗歌这一巨大转折中的关键性人物,曹操的诗歌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构成了曹操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更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和之后魏晋文学的发展,乃至中国的诗歌的最高峰——唐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四言诗的复兴

曹操诗歌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四言诗,这也是笔者最喜欢的诗体之一。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的四言传统,在秦汉之间之后几乎“沉默”了近千年。这固然是因为这其间文学风气有所变迁,然而毋庸置疑是曹操的创作使得四言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启发了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创作。相较于齐整统一、格律严明的奇言诗,四言的音节更短促有力、富于激情,用来表达曹操诗歌中许多宏大的主题是十分契合的。

曹操的四言诗继承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的优良传统,却又能将旧的句式中赋予新的内容和情感,最终形成了一种气魄雄伟、意境恢宏的特点。从语言上来说曹操擅长运用铺叙和比兴的手法,有时读来古风盎然。例如他的《冬十月》: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鵾鸡晨鸣,鸿雁南飞。

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鎛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全诗几乎纯是对冬季典型意像的描写,作者在其中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就在这一片惨淡冬色之中,“钱鎛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混乱的社会秩序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已略有恢复,商贾又开始往返于各地之间。这首诗中大量的苦寒而悲凉的景物描写在曹操诗歌中并不少见,有意无意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然而这并未令曹操沉溺于其中而不可自拔,而是激发起他更加昂扬的斗志。正是这种激情令曹操的诗歌为人所喜爱。

当然曹操对《诗经》以来的四眼传统不仅有继承,更有突破。清沈德潜有云,“曹孟德在三百篇外,自开奇响。”此言诚不谬也。

以曹操脍炙人口的名篇《短歌行》为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全诗以对生命短暂的由衷感叹起兴,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以代天子宴群臣自居的王道之气,再到“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里对国事艰难,人才难得的忧虑,以至末句自比周公,愿意终生辅佐君王而不僭越的承诺。这样以直接抒发自己情感为手段,着力刻画自我形象的作品在《诗经》中就几乎见不到。这首诗中表达出的拯世息乱的强烈责任感和一统神州,再造盛世的宏伟志向,历来受到许多志向远大的杰出之士的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的诗歌尚未如南朝诗歌一样受到“壅塞” 的困扰,而是体现出一种非常富有空间感的特点。他的四言乐府,尤其是《步出厦门行》五首,都非常善于通过对环境和气氛的渲染而令读者产生代入感,从而获得一种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如果说从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壅塞清除的过程,那么也许从建安到南朝的诗歌发展则是一个壅塞增加的过程。诗歌艺术正是在这样曲折的进程中慢慢走向成熟。

2.无所顾忌的“大美”

曹操是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人生色彩十分瑰丽的人。家庭背景决定了他不愿遵循陈腐的儒家教条,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寄托在通过个人奋斗建立起不朽的功业之上。这种人生态度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曹操诗歌的开创性和独特性。且以他的《步出厦门行•观沧海》为例: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作于建安十二年秋的古诗,写于曹操北征乌桓,大败袁绍之后,其时他正意欲以一战定天下,不可一世之豪情从诗中喷薄而出。作为有记载的第一篇完整的山水诗,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使首诗得以名垂千古的原因,在我看来却是那种少见的阳刚之美。在后世的许多诗人眼中,美丽的山水风光是人生旅途上放松心情的驿站和失意时庇护心灵的港湾,他们触景生情,感时抚事。曹操则不然,他诗中的沧海洪波,日月星汉实际上是自身的博大和崇高的外在物化。纵然碣石山的风景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曹操横槊赋诗的兴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他自己胸中澎湃不已的豪情。骆玉明先生曾以《春江花月夜》中“青枫浦上不胜愁”一句为例,指出所谓“青枫浦”不过是美女所居之处而已,与现实地理位置并无必然联系。而于曹操而言,碣石山古为海门,为秦皇汉武祭海之处的显赫过去令他可以选择此地展开抒情,至于碣石山当时真正的风光如何并不重要。哪怕是风平浪静,曹操不世的“霸气”也能令洪波为之涌起,星汉为之灿烂。

曹操诗歌中这种对博大、崇高、阳刚之美的追求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一种全新的美学范畴,并直接影响了“建安风骨”的形成。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诗风在他之后就鲜有所见了。正如李白诗歌中喷涌的天才之气令后来者望而兴叹,曹操为政至相王之尊,为军一统中原的不世功业和包纳万物、吞吐日月的英雄情怀也使得他的诗歌难于被他人所仿效。

曹操也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这直接表现在他诗歌中许多“大逆不道”的用典。曹操在《短歌行》中写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实际就有代天子令天下的意思在里面。而曹操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济世救民这一主题,往往也是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予以表达,强调为国尽忠而非愚忠君主。纵然《短歌行》最后写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似乎强调的也是“天下归心”而非为君解忧,至于这归心究竟是归于曹操自己还是汉献帝刘协,恐怕也是一目了然的了。在我看来,曹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将自己的人格独立的诗人,相较屈原至死不能摆脱对君王贤明的期许,曹操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种独立精神虽与儒家文化体系相冲突而长期以来被诋毁和诽谤 ,却一直激励着历代的志士和英雄们。

3.乐府传统与诗史

曹操现存的诗歌凡二十余首,都是乐府民歌,即所谓“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乐府民歌“缘事而发” 的精神,揭露时弊的勇气和艺术上质朴、浑健的特点,对曹操慷慨悲歌的风格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不妨读一读他反映汉末社会大动乱现实的两首名诗:

《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二首被明代钟惺的《古诗归》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薤露行》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浓缩在这短短十六句中,读来令人沉痛不已。“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动乱之因早已种下,如此结果,不过迟早而已;“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权臣无能,奸人当道才直接导致了“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的动乱,而“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后遭殃的还是那些“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的平民百姓。末句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为结,真可谓十字凝百感,一片深沉抑郁之情全在其中。《蒿里行》则将关东军阀由起义合兵、共讨董卓到自相残杀、混战割据的历史进程概括于短短十句之中,末六句以一种惊人真实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社会动乱的可怕后果,是曹操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杜甫以其在现实主义诗歌上的成就被尊为“诗史”,不妨将曹操的诗歌与之略做比较。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一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曹操的《蒿里行》则写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不难看出,杜甫擅于以一种微观的平行视角观察社会,反映的是身处乱世中个体的不幸遭遇和感受。而曹操则惯于以一种俯视的角度表达对平民苦难的悲悯,反映了社会精英对芸芸众生的天赋使命感。

曹操这种以乐府旧题写实事的拟乐府诗不仅显示出了五言诗的早期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代的诗歌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杜甫的以“即事名篇”为特色的五言古诗和之后白居易所领导的新乐府运动都是这一风格的延续。

4.结语

以上基本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曹操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这些作品本身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曹操的诗歌的价值依然很难纯粹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衡量。如果不了解他的梦想和奋斗、失败和成功,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些伟大的作品。这些诗歌对历代以来的那些胸怀伟大的志向并愿意为之付出不懈奋斗的人的激励,可能比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