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诗歌特点

卞之琳原受“新月派”的影响，但其很快就走向了现代诗风。 其前期诗作，内容多写下层社会生活，并探索宇宙与人生哲理。卞之琳以“我”为主，将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境”融汇在一起，并将传统的“含蓄”与西方的“重暗示性”和“亲切感”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风格。他的诗显示出一种着意克制感情的自我表现，追求思辨美的“非个性”倾向的特色。在语言上，他则追求在口语基础上实现欧化词汇、句法与中国文言词汇、句法的杂糅。另外，他的诗由于重意象创造而省略联络，因而诗意大多晦涩。

卞之琳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诗作讲究音节的整饬，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现出当时青年知识份子对现实的不满与思考。 诗人主张“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离”。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有些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成为海外学者专题研究的物件。在半个多世纪中，诗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