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金发的诗歌创作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意义

李金发诗歌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在法国留学期间，弱国子民在异族里所受到的歧视、恋爱的无望、祖国的忧患，都使他心理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烟雾之中。于是，以表现死亡、丑等为擅长的诗人彼德莱尔的诗歌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21年，在饱尝了白眼之辱的环境里，李金发课余就在书籍里寻找安慰，“鲍特莱尔的《恶之花》，他亦手不释卷”了，遂成了一个“唯丑的少年”，讴歌唯丑的人生：“我抚慰我的心灵安坐在油腻的草地上，/静听黑夜之哀吟，与战栗之微星，/张其淡白之倦眼，/细数人类之疲乏，与牢之不可破之傲气。”（《微雨·希望与怜悯》）1923年春，他在德国编好第一本诗集《微雨》。在创作《微雨》集期间，李金发读魏尔仑、波德莱尔、萨曼、雷尼耶等的诗最多。同时，他还读福尔·瓦雷里以及耶麦等人的诗。当时周作人、宗白华等人读了《微雨》后，称赞李金发为“东方的鲍特莱”，钟敬文认为李金发是魏尔仑的徒弟。
在柏木不满三个月的时间里，李金发又创作了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这时他一方面由于潜心研究叔本华的哲学，愈加深了其悲观思想，另一方面，阅读了歌德等人的作品，诗风有所变化，较少神秘色彩。又过六个月，李金发又写出了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歌》，从这本诗集的题记、译诗所涉及的范围来看，有德国的歌德、海涅，法国的雨果、夏多布里昂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李金发的三本诗集的倾向日趋明晰：在象征的整体特征下，渗透了浪漫的感伤主义。尽管李金发所吸取的影响比较杂，但是，他的诗作中最突出是对死亡、丑恶的抒写以及始终笼罩着的绝望、郁闷、悲哀的烟雾。
李金发有两句历来为人们指责的诗句：“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在李金发看来，“死亡”是人最终的归宿，它并不可怕，“死！如同睛春般美丽，季候之来般忠实，/若你设法逃脱，/啊，无须恐怖痛哭，/他终究温爱我们。”（《死》）可怕的倒是现实生存。德格格尔认为，死亡能够“使自己从普通人当中解放出来”，能够使人一次性摆脱焦虑和沉沦的烦恼。现世生活带给人无休止的压抑、焦虑、厌恶，使人产生了浓重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27）造成了普遍的“神经症人格”。怎样消除这些基本因素呢？李金发认为只有死亡。这里，我们找到了诗人歌颂死亡的根本原因，乃是在于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彻底绝望，或者是以死来完成对生存的最有力的诅咒。
李金发对法国象征意义诗歌的借鉴，不是技巧上的，而是骨子里的。这表现在他的诗与波德莱尔们的诗，有着同构的关系。李金发诗歌中，有的提示了生命的虚无（如《希望的怜悯》），有的提示了灵魂的漂泊无依（《里昂车中》），有的诗歌颂死亡，以死来完成对生存的最有力的诅咒（《生活》），有的提示了上帝死掉后人的灵魂的不胜重负（《不幸》）。
李金发诗歌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在表现死亡主题时所使用权的意象有许多相异处，但是，李氏诗与波氏诗的相似处，是主要的。在诗的主题与抒写对象上，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突出了三大主题：死、梦幻、爱情。李金发的三本诗集也是如此的。
传统的中国诗歌，是少有“丑怪美”的审美心理的。我们民族肯定“生”的价值，且具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乐感文化特点，弱化和麻痹了知识分子对苦感、愁感、丑感、恶感的感受。在艺术表现层次上，铸造了他们不叙苦、不言贫、羞于言苦、耻于言贫的心理。魏晋时“人的自觉”思潮对这种价值观有所冲击，但毕竟未能成为支配中国人灵魂的主要力量。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欲求和信念，突出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在否定的形式中达到对个体生存价值观的肯定，这是近代人或者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在悲剧性的微笑中发掘“丑”之美，意义在于正视了生活落差、人生落差、命运落差在心灵上引起的酸辛。要写出“丑怪美”的作品，必须具备三个层次：⑴生活上的“丑况”；⑵心理上的“丑感”；⑶诗人的表现意象。“丑况”在主体心理上转化成强烈的“丑感”，但形成艺术表现的意象还需要特定的文化心理。李金发在巴黎形成的“厌世、远人”、“颓废而神奇”的思想，主要并非来自民族和传统，而是在异域受《恶之花》潜移默化的结果。例如，李金发与波德莱尔对“死”之赞美，对“生”之厌腻，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染上了“世纪病”，心上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病态的“恶”之花，其主题，乃至抒写对象都极为相象。他们对死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
梦幻和爱情，又是象征派逃避“生”之痛苦的避风港。现世生活使人有无边的烦恼，死神又无处不在地向人微笑。固然，死是对生的烦恼的解脱，除了死亡之外，在象征派诗人的眼中，还有梦幻和爱情。李金发有不少诗作都写自己对爱情至死不渝的追求，如他的《假如我死了》。这首诗假设自己死了，其幽灵夜间走近爱人的身边，给其亲吻和抚爱，并表明自己的爱情将“统治”所爱人的整个青春与生命。幻想的世界有两种：一为天堂，一为梦境。《为幸福而歌·乐土之人们》属前者，《微雨·寒夜之幻觉》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