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 …” 这么几句话明确地提出朦胧诗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说它具有新的精神内涵。 可以说，朦胧诗是一代人心底的情绪外化的结果，是那一场梦魇过后的诗歌形式的墓志铭和纪念碑，这正如舒婷所言：“经历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因而表现为更多的历史感、使命感、责任感… …” 也正因为如此，当国家、社会和群众渐渐从那段梦魇般的岁月之中走出来时，当文艺界渐渐超越了他们所依赖和体现的时代精神时，当诗坛的新人们也渐渐开始毫不客气地向他们要求话语权是，他们便渐渐地感觉到“青春的盛宴已经没有我的席位” 的尴尬，陈仲义谈舒婷有一句话足以说明一切：“她开始停笔了，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在这种形势下，朦胧诗者们如何有力地说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朦胧诗者们的应时代的写作，更多地带有政治的色彩（尽管他们号称要回归自我），因而也就自然地有着比较明显的时间性，这注定了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在新的时期再一次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可；从这一点来说，他们这种并非纯艺术的写作恰好变成了他们自身的弱点，这使得他们“处于生存的焦虑（‘三个崛...“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 …” 这么几句话明确地提出朦胧诗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说它具有新的精神内涵。 可以说，朦胧诗是一代人心底的情绪外化的结果，是那一场梦魇过后的诗歌形式的墓志铭和纪念碑，这正如舒婷所言：“经历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因而表现为更多的历史感、使命感、责任感… …” 也正因为如此，当国家、社会和群众渐渐从那段梦魇般的岁月之中走出来时，当文艺界渐渐超越了他们所依赖和体现的时代精神时，当诗坛的新人们也渐渐开始毫不客气地向他们要求话语权是，他们便渐渐地感觉到“青春的盛宴已经没有我的席位” 的尴尬，陈仲义谈舒婷有一句话足以说明一切：“她开始停笔了，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在这种形势下，朦胧诗者们如何有力地说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朦胧诗者们的应时代的写作，更多地带有政治的色彩（尽管他们号称要回归自我），因而也就自然地有着比较明显的时间性，这注定了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在新的时期再一次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可；从这一点来说，他们这种并非纯艺术的写作恰好变成了他们自身的弱点，这使得他们“处于生存的焦虑（‘三个崛起’受到严峻的批评，意象化和象征手法的日益体制化）、影响的焦虑（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认出了个人经验的远亲后重临新的艺术选择）、自我焦虑（如何面对新的个人经验、文化语境，完成抗衡心态的自我超越）三重焦虑交织下” 。这一句话中所说的抗衡心态，便是指出他们的心态并非纯为艺术，而是具有一种与主流意识背道而驰的反叛心理，因此他们的作品总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时代的痕迹，这是十年混乱的必然结果。 最后的话：并非纯艺术的启蒙和探索 朦胧诗潮或多或少与五四运动以及四五运动有着联系。四五运动是朦胧诗公开化时代的开端，自此，朦胧诗犹如一夜春雨过后的山笋，争先恐后地冒出地面。而五四运动之后的那一段白话诗全面兴起的宏伟篇章，在几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初，被朦胧诗潮以异常相似的形式重演。五四运动与白洋淀诗人群落一起被称为朦胧诗的两个传统（细说起来还有食指等）。朦胧诗早期基本上是对前一段时期的僵硬的文学形式和空洞的内容的反叛和颠覆，而到了晚期，朦胧诗者们渐渐开始转向自我回归，他们开始了探索诗歌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步伐。实质上，五四运动之后的白话诗运动的传统就有人道主义的内容。这些在朦胧诗后期得到了倡导和发扬。这以后的朦胧诗又带着一些寻根的成分，这些甚至影响了其后的寻根文学的兴起。朦胧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