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学习古代著名的经典著作，如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弟子规等等。作为后来人要继承前人留下的灿烂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了一股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的热潮，至今仍可以说方兴未艾。这研究热潮的兴起，一方面是有一批海内外学者(如王明、汤一介、陈鼓应、卿希泰等许多学者)的推动，另一方面又是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一致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是否三足鼎立，似乎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除了佛教、佛学是“外来”的，儒、道一家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究竟谁的资格最老，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过，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则是毫无争议的。 和儒、佛二家相比，道家以“道”为主要特点，名实相符，一目了然。但是，“道”字原本并非道家之“专利”，周秦诸子“道论”之作很多，汉以后的儒者讲“道统”、“原道”，也使用这个“道”字。到了宋代，从周敦颐、二程至朱熹一批被称为理学家的大儒，他们以儒家为主，兼容佛、道二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再一次改造儒学，被认为是继承道统之学，《宋史》集为《道学列传》，其序言反映了儒家对“道”字与“道学”的理解：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这里，似乎和道家的“道”一样，是“无所不在”的，所谓“盈覆载之间”。但是其儒家的特点也是十分鲜明的，那就是重礼乐、《诗》、《书》，实行王道之治，“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无论是目的或方法，都是与道家、道教之修道不同的。 至于佛教之用“道”，相对要简单些，“道”字在佛经中难得找到一个较确切的对应辞，早在唐代译“道”为“菩提”抑或“末迦”就是争论过的问题，这里我们无法深究。从历史事实看，佛教在初传中土之时，曾借用过道家之“道”是可以肯定的，当时人讲佛教，常常使用“佛道”、“释道”这样的词。宗密在《盂兰盆经疏下》中说：“佛教初传北方，呼僧为道士。”两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被称为“道人”、“道士”的很多(不必一一列举)，佛教诵经礼拜之所乃至佛寺也被称为“道场”，甚至“道具”一辞，开始也是佛家用的器物。这种情况，是一种表象的情况，理应与当时道教已产生并流行有关。一开始人们祭祀黄老、浮屠难分，而外来的佛教又特别需要努力与中土民情相结合。从魏晋到隋唐，道教日益成长，佛教越来越站稳脚跟，佛道之争愈演愈烈，围绕着“道”的争论也是很多的：一方面佛教不时诘难道教的道，比如道教强调道“至极最大”，佛教就会说道既法自然，那就不是至尊，用这种思辨诘问，使道教陷于自相矛盾的困境；另一方面有时又引用道教的“道”论，例如唐初因傅奕上言“废佛法事”，法琳奉命“陈对”，就曾用过“至道绝言”，且引老庄之言，但其目的却是“演涅盘？”“说般若”，还用“历史”证明关令尹之后“事佛不事道”(《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再者，佛教中“道”字的用法与含义多与道教不同，有时候“道”是菩提或涅盘的代名词，如“道树”就是“菩提树”；有时候“道”与“法”、“义理”、“因果”相联，如北魏昙鸾注解“胜过三界道”说，“道者，通也。以如此因，待如此果……通因至果，通果酬因，故名为道。”（《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如此之类例子颇多，不必详列。从上述情况看，佛教的“道”字，主要只是名词的借用以及相近梵言的意译，没有道家道教那样的深刻意义。 对于道家、道教来说，这个“道”字就有根本的、全面的、深刻的意义了。道家、道教离不开“道”，名实相符，“道”也在道家、道教思想文化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中国所特有的“道学”。 关于道家与道教，大家都习惯用了，也不必时时刻刻去定义它们，如果要概括地表述一下，我想直接引用上世纪80年代初王明先生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书“序言”的几段话： 道家和道教两个术语，有联系又有区别。习惯上有时把道教也称为道家。说严密些，道家和道教不是一回事。 道家属诸子的学派之一，是一种哲学的派别。如先秦的《老子》、《庄子》以及后世的《阴符经》都属道家，它们本身都不是宗教性质的书。至少后来有些道教徒注释《老子》、《庄子》和《阴符经》，那是另外一回事。道家的思想跟后来道教的理论有某些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和相反的情况。《老子》五千文，有不少神秘的语言，能为宗教所利用。东汉时，原始道教一个派别五斗米道的祭酒主诵习《老子》。同时托名河上公注的《老子章句》和了《老子想尔注》都是专门宣扬道教的典籍。桓帝时，除了多次遣使到苦县祭拜老子外，还亲祀老子于濯龙宫。老子逐渐被神化，竟至成了道教的教祖，以《道德经》编列诸经之首。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跟道家老子确实具有某些历史的渊源关系。 汉刘歆《七略》，道家与神仙家原分为二，各自为录，只是到了后世，道教与古神仙说关系才密切起来。但是，作为宗教信仰的基木标志之一必须有个至上神的观念。道家的《老子》和《庄子》都没有这种思想言论，它摆脱了殷周以来上帝和天神的传统宗教信仰，大力描述一种宇宙的绝对精神（“道”）作为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 我想，关于道家与道教的联系和区别，以上的表述是比较清楚的，多加阐释、发挥，也离不开这基本说明。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和许多学者一样，一直谨慎的使用“道家道教文化”这样的词语，而没有用“道学”一词。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正式打出了“道学”的旗帜，出版了《道学研究》专刊，不只一次地召开了道学研讨会。我在一次会上谈到了“道学”这个提法问题。过去之所以避免提“道学”，是因为关于“道学”的提法和理解，存在一些歧义，例如上述《宋史》的道学类传实际是大儒传。儒、道难分怕引起误会；又如过去在生活中，“道学先生”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形容有些迂腐习气，《红楼梦》中的袭人就被晴雯说成是“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64回）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和今后，人们不会再去清这些老账了。公开倡导作为道家道教文化的道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从历史上看，称道家之学为“道学”，也是渊源有自的，《隋书•经籍志》在子部记《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之后写道： 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 这是唐初人的记述，是当时人的一种对道家的看法，也是汉以后学者们看法的总结和发展，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我们从以上引文的前后叙述看更为清楚，关于道和道家的说明，既有黄老之言道的基本观点，也有儒家学者对道家的评判，这里就不详说了。但是，从以上引文及其所述对象看，凡是述老庄的，“言黄老”的，可以总称之为“道学”。从《隋志》记载看，除《老》、《庄》之外，包括《鬻子》、《抱朴子内篇》乃至《夷夏论》、《简文谈疏》、《广成子》)等一些后起的道家著作，正所谓“道学众矣”。 另外，《隋书•经籍志》在集部又附有《道经》377部，1215卷。这些道教经书，当然是今人“道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不过道教经书与道家原典《老》、《庄》之密切关系，《隋志》是已经注意到了的，所以它写道： 自上古黄帝、帝喾、夏禹之俦，并遇神人，咸受道箓，年代既远，经史无闻焉。推寻事迹，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这唐初的史书表明，时人清醒的知道，“道箓”之类的书是后起的，“经史无闻”，原本“道书”只有《老子》、《黄帝》四篇等类可以查考（实际上黄帝之书也是后人编造的，不过早于“道箓”之类罢了）。《隋书•经籍志》接着还讲了陶弘景、寇谦之等人“受道经符箓”之事，有的受之于太上老君等，一直写到隋朝： 大业中，道士以术求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其余众经，或言传之神人…… 道士讲经，以《老子》为本，连同上引记载，以及整个道教、道经发展的事实，反映了老子其人（太上老君）其书（《道德经》）在道教和道经中的突出地位。 《隋书•经籍志》似乎未明确把“道经符箓”列入“道学”，但并不能影响我们今日把道教文化（以各种“道经”为重要内容的文化）列入“道学”范围，如果要找点根据，葛洪时代人们已经把道教法术称为“道学”，其《神仙传•李仲甫》记载，李仲甫“少学道于王君”，“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有张生用匕首对他“左右刺斫”： 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 此所谓“道学”，显然指的是“法术”、“道术”。则道教之各种法术，亦可称之为“道学”。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无论道家道教文化或者道学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主要的当有： 首先，关于《老子》、《庄子》的研究，我们称之为“老学”、“庄学”，或者老庄学，包括老子、庄子其人其书的再研究，历代对《老子》、《庄子》的改造和诠释，《老子》、《庄子》的现代价值，等等。《老子》、《庄子》的思想对诸子百家有很大的影响，《老子》、《庄子》及其注释在道教经典中分量不小，无论在道家或道教的研究中，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其次，关于黄老之学的研究。从前引《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看，当时的“道学”，原本即指“言黄老”之“道”而言，《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应该就是好黄老之学。对黄老之学的研究，学术界早就开始了，并且有较多的成果，但看法不完全一样，大家公认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而兼容他家。兼容，本是战国秦汉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趋势，问题是以什么为主，秦汉最为明显的是有以道家为主的兼容综合，和以儒家为主的兼容综合，前者我们称之为新道家，后者有人称之为新儒家（秦汉时期的新道家、新儒家，儒道二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还会继续有新的变化，可称之为魏晋新道家、宋明新儒学，乃至当代新儒家、当代新道家等等）。这样划分，是为了对学术思想作进一步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至于具体哪一些学派、学人、学说应如何归并，那是可以具体研讨的，并不是所有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思想都笼统称之为黄老之学，无法否定的大儒董仲舒显然也有综合性特征，人们甚至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一些黄老思想，但黄老之学中决不会包括董仲舒。黄老之学当然是有一定范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主要言黄老之道的学人和学说。这些，可以也应该纳入道家、道教文化和道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其他道家诸子的研究。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道家诸子，包括《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文子》、《[虫+肙]子》、《关尹子》、《老成子》、《长卢子》、《王狄子》、《公子牟》、《田子》、《老莱子》、《黔娄子》、《宫孙子》、《鹖冠子》、《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孙子》、《捷子》、《曹羽》、《郎中婴齐》、《君臣子》、《郑长者》、《楚子》、《道家言》等等，还有《隋书•经籍志》中补录的《守白论》、《任子道论》、《唐子》、《杜氏幽求新书》、《抱朴子》、《符子》、《夷夏论》、《简文谈疏》、《无名子》、《玄子》、《游玄桂林》、《广成子》，等等。 这一部分内容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是它将与上一部分黄老之学的内容交叉重叠；二是大部分图书早已亡佚，后来辑佚的或者后出的，要仔细考辨；三是新出土的简帛，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的帛书“黄帝四篇”等，有可能即为原来的《黄帝四经》等著作。与此同时，新出土的资料中完全可能有一些原来没有著录过的内容，那就需要我们加以探究和归类。 第四，道教研究，包括道教历史、道教经典、道教思想等的研究。道教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现在和更好地展望未来。道教经典很多，也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部五千余卷的《道藏》就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大矿。道教思想可以从多方面展开研究，道教信仰、道教戒律的研究都将很有意义，道教醮仪和法术、符箓的研究对道教的发展也是重要的。道教文化的研究、道学研究理应包括这些内容。 以上所作简要的概括，应该不会有大的偏差，重要的是今后我们如何实行，望有志于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有志于道学研究的同道，共同努力，弘扬和发展道家道教的道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