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的散文诗或者诗歌集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近代的：
《戴望舒诗文集》
《徐志摩诗文集》
《闻一多诗文集》
《郑振铎诗文集》等等。还有
《民国最美情诗》
不妨听我多聊几句。
我手头有两部中国诗歌史著作。
一部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
它分古代诗史、中古诗史和近代诗史，共三卷，每卷按帝王朝代细分，如中古诗史卷共四篇：《三国诗》、《六朝诗》、《初盛唐诗》、《中晚唐诗》。
这全是以政治经济体制为依据来为中国诗歌分期的。
还有一部是最近刚出版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赵敏俐、吴思敬主编的十一卷本《中国诗歌通史》，
它分《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五代卷》等，更明显地是按朝代来为中国诗歌分期。
这种按社会历史左右诗歌发展的思维方式来撰写诗歌史当然可以，且有便于读者接受的优点，但比较而言，难以更真实地体现诗歌自身演变的规律。
张国伟是一位坚持让诗歌研究回归到研究诗歌上来的学者，所以他有部著作
《中国诗歌发展史》
来给读者，小伙伴们推荐一下。
这部著作框架不同于上述两部，是以诗歌自身演变规律为依据的，共分五个阶段：创始期、探索期、鼎盛期、裂变期、衰落期。
每期又细分成若干篇，如鼎盛期分为“起步时期”、“高亢的盛唐之音”，“波谷现象”、“再度辉煌”、“无可奈何花落去”。与这样一个框架相应合的是他于此中展开“史”的描述时，也尽力避免“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
（韦勒克·沃伦语）那种不伦不类的追求，而纯作诗歌自身演变规律的寻踪与描述。
如写到中国诗歌从创始期转向探索期，谈其内驱力何在时，他提出来自语言及由语言变革所决定的题材、主题及艺术手法、形体格式的变异，并因此引出了一场把“赋”写进诗歌史中的话题。
在这部著作和他给我的信中，张国伟都十分看重屈原把体现中原文化的《诗经》语言和楚方言词语融成一体，完成楚辞——骚体诗写作这件事，认为是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他看来，两类语言结合的直接作用是使中国诗歌创始期的语言有了散文化倾向，并促成《离骚》等骚体诗比《诗经》语言的容量要扩大得多，这使它能为文本抒叙中意象化艺术的呈现和旋律化体式的确立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而中国诗歌也因此出现了赋化迹象，以致使骚体诗演进为汉赋。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国伟完全不同于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所做的那样，根本不提“赋”在中国诗歌史中的地位。
他则十分重视“赋”，并以四章的篇幅写进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中。
在他看来，赋正是中国诗歌从创始期向探索期演进过程中一个绝对忽略不得的环节，并具体提出了它对中国诗歌发展做出的两大贡献：其一是拓宽了题材，认为探索期以后的诗中“有不少题材和主题，首先在赋中出现”，且举了不少例子，
如宋玉的《高唐赋》、枚乘的《七发》等开启了后世的山水诗，
班彪的《北征赋》开启了纪行诗，
张衡的《归田赋》开启了田园归隐诗，
王粲的《登楼赋》开启了羁旅诗，
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启了怀古咏史诗，
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开启了宫怨诗，等等。
其二是由于语言容量的增大，促成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诗歌体式方面从四言推向五言、七言起了积极作用，还促进诗人们注重词句的锤炼雕琢，力求声调和谐优美，致力于句式对偶等等。
鉴于种种，张国伟下了一个断语：由诗推向赋，再由赋推向探索期的诗，是中国诗歌发展中一段极重要的历程。
所以我们说，张国伟这部著作在对中国诗歌自身演变规律的探求上是别树一帜的。
因此，可以说，
这部著作让我们更加了解散文诗和诗歌集的魅力，我们来多买几本精装本赶紧读一读吧。
谢谢小伙伴们欣赏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