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本称《诗》，列为儒家经典后称《诗经》。
它编成于春秋时代，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首。相传周王室派专人收集民间诗歌，是为“采诗”，因而辑集成诗集。
据《史记》等书记载，认为《诗经》系孔子删定，近人多疑而否其说。《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
产生地域为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其中《国风》大都是民歌，《雅》多为宴会乐歌，《颂》多为祀神祭祖之诗。
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优秀诗篇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极富艺术感染力，因而为历代所推崇。
汉代传《诗经》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有博士，魏晋后逐渐衰亡。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魏晋后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
此后对《诗经》的传习研究代不乏人，很多学者倾注精力，为《诗经》这门学问做出了贡献，更使《诗经》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笔者深爱民族文化，也深爱这真金美玉的《诗经》，结合多年对《诗经》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既汲取古今研究者的成果，又独立思考，联系古今民俗、语言等，注意挖掘诗中较含隐又给人以启示的东西，以有新见，这样写成了此书。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它们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髓，它们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我们特推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弘扬传统之宗旨。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名著多种，以古籍名著今译的形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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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中国古代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都是巫祝的专职，这时无论有没有文字，历史作为诗歌保存在巫祝的心中、口中。
‘巫’本来是‘以舞降神者’（见《说文》），也就是代神立言，在他们的历史中遂使神话与历史不分，表现形式是史诗与乐舞的结合，这是《诗经》中《颂》的起源……。2 以此观之，巫祝当是最早的诗人。
所以史籍中所谓舜帝命夔典乐，以求“神人以和”3之目的记载绝对是有根据的。诗最初产生于人——神关系的语境，是人向神的言说的独特方式，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独特的言说语境也就赋予诗这种言说形式以种种独特性：由于它肩负的是沟通人神这样一种在当时最为至高无上的使命，故而其言说方式必须有别于一般的口语，这与甲骨卜辞、《周易》的卦辞、爻辞是一致的。又由于诗作为仪式的组成部分是与乐舞紧密相连的，也就渐渐具有节奏与韵律上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从其起源上来看，诗并没有被赋予后世诗歌那种审美的功能，尽管在仪式的具体过程中也许在庄严肃穆的神圣性背后也潜在地存在着审美的性质。后人，特别是现代以来的研究者都从后世的文学观念出发来看待《诗经》作品，故而都重视“风”、“雅”之作而轻视“颂”诗，而在西周的文化语境中，“颂”的地位远远高于“风”与“雅”。
仅从三十一首《周颂》来看，有半数以上与宗庙的祭祀仪式直接相关，都是.祭先王的。此外有七首是祭祀山川、社稷、天地之神的[ii]。
被学者们揣测为《大武》之乐各章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1等诗篇究竟是否祭祀之乐，颇有争论。依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的说法，《大雅》的《时迈》和被后人判定为《大武》之乐章的《武》、《桓》、《赉》等诗乃武王克商时所作。
也有人认为诗中“武王”这样的称谓应为谥法，故疑其为武王死后人们祭祀他的时候所用之乐。后经王国维与郭沫若的考证，认为周代尚无谥法，所以“武王”、“成王”等都是生前的称号，学界遂将这几首所谓《大武》乐章判定为武王生时的颂德之作。
最近著名史学家赵光贤教授在一篇题为《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的文章中认为“以金文与文献对照，自文武下至宣幽皆应是谥而非生号”2李山博士亦通过详细考证认同赵光贤教授此说。笔者依据人——神关系的言说语境观点，亦赞同赵说。
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大武》乐章的几首诗也都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是人向神的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