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突出自我.
艺术手法上吸收西方手法,也继承传统资源.
如何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赏析
1 确立分析对象
2 找到适合的方法论
3 以2中的方法论进行分析或解读
4 得出结论
名词解释或简答:什么是朦胧诗潮?其代表作家以及诗歌特点?
70、80年代之交出现的朦胧诗派，是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涉的是以杨炼、舒婷、顾城、北岛、江河、食指、芒克、多多、方含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所进行的探索性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芒克、多多等和白洋淀诗群有历史渊源的诗人在文革中就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其后有杨炼、舒婷、顾城被扩大进来，后扩大到梁小斌、徐敬亚、王小妮等都当朦胧诗人看待，到1986年出版《五人诗选》出版名单好像才被确定，
他们的诗歌开始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双桅船》、《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北岛的《回答》等诗歌。1980年《诗刊》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好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股有影响的艺术潮流。代表性的诗有：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宣言》，舒婷的《双桅船》、《致橡树》、顾城的《生命幻想曲》、《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代人》，江河的《纪念碑》、《祖国呵，祖国》，杨炼的《大雁塔》，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
作为一股诗潮，它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与传统诗迥然不同的美学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奥秘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舒婷以搁浅的船概括一代人的悲剧命运（《船》），面对神女峰这千古流传的人间神话，“煽动新的背叛”（《神女峰》），梁小斌以一把钥匙的丢失象征理想的失落（《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在大雁塔的自我历史中观照人民的命运（《大雁塔》），江河把自己垒进纪念碑感受民族的苦难（《纪念碑》）。诗人们在觉醒和叛逆、迷惘和清醒、痛苦和庄严、失落与寻找、追悔与重建的感伤诗情中试图建构新的诗学主题。因为特殊的心理机制，因为它们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去折射表现时代、民族、大我的情感，所以很好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痛苦、迷惘、沉思、觉醒的心灵历史，使它们走过的道路，就是历史走过的道路。
朦胧诗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表现，追求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是朦胧诗的主要特征。
1. 思维方式――意象与哲学联姻
诗人们将意象作为思维活动的主要凭借，进行艺术的感觉、思考与创造。意象化几乎覆盖了所有朦胧诗的艺术特征。如“一幅色彩缤纷但却缺少线条的挂图／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蓓蕾一般默默地等持／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的，只是两颗泪珠／呵，在心的远景里／在灵魂的深处”(舒婷《思念》)，动用了挂图、代数、独弦琴等九个毫无干系的意象，注释、具象化了思念这一无止期待又永难如愿以偿的痛苦心灵游涡，明晰又绵邈，可望不可即，如同咏愁佳句“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一样，只提供了一种情绪氛围。
并且朦胧诗对意识思维进行了新的拓展与创造。或对客体采取幻觉错觉感受态度，或利用知觉与表象功能，使审美对象变形，高扬远举诗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雁阵割裂天空／筛落满目凄凉”(杨炼《秋天》)，其次通过意象印证对传统比兴进行再造，即先描写一个具有比兴作用意象，再把另一个与之相关意象送出，使二者相互叠印烘托。如“春天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耳语／而脚下的落叶却提示／冬的罪证／一种阴暗的回忆……我突然觉得／我是一片落叶／躺在黑暗的泥土里／风在为我举行葬仪／我安祥地等待／那绿茸茸的梦／从我身上取得第一线生机”(舒婷《落叶》)，先写落叶，接着却选出另一组意象，二者叠印产生了一种审美合力，一种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物象、意象与象外之象混凝一处，有物我无间之妙。可以说，意象思维发展到朦胧诗人手里已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
它思维方式的最大建树恐怕还是意象与思辩的融会，意象思维中渗透着渐趋强化的哲学思维。舒婷的《赠别》从情感海洋打捞起了智慧魔瓶，“即使冰雪封住了／每一条道路／仍有向远方出发的人”，“要是没有离别和重逢／要是不敢承担欢愉与悲痛／灵魂有什么意义／还叫什么人生”，让人眼睛酸涩过程中，已裸露出辩证的顽韧生命哲学、相反意象以相同意义获得，化为事件感知出的哲理蓦然顿悟，人生就象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俱有，人生的意义就隐伏在欢乐与悲痛、离别与重逢之间。诗的哲学思维过程就是象征意义凝结过程。如《在山的那边》(王家新)就是象征性希望咏叹。为何山里人总渴望山外世界?为何他们总苦苦执着地追求“海”，海又是什么?是希望?是理想?是辉煌?是美的事物?掩卷沉思会意识到，“海”是自然之海，又是理想希望之海，是它支撑着山民一代代的追求，是它赋予了山民的生活以乐趣与力量，它遥远但却充满诱惑，诗人坚信总有抵达之时。诗的大厦因有了哲学筋骨支撑，渐渐走向了坚实与辉煌。
2. 文本结构――向主体中心化敛聚
打破了线性逻辑认知结构，重筑了表现瞬间感受的感性心理时空。意识流结构突起。重睹旧路的瞬间心理感受是“凤凰树突然倾斜／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地球飞速地倒转／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夜//凤凰树重又轻轻摇曳／铃声把碎碎的花香抛在悸动的长街／黑暗弥合来又渗开去／记忆的天光和你的目光重迭”(舒婷《路遇》)，这是典型的高速幻想，时而升天时而入地，时而溯古时而瞻今，随意、跳跃、散漫。
蒙太奇意象组合结构呈现。意象蒙太奇没有诗人的中心话语与意念的直接表露，有时句与句、意象与意象间也很少逻辑关系，《弧线》(顾城)“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拾捡／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四个互不关联的语码意象，象四个自足的分镜头搁置在那里，诗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将之并列联结起来，完成了一幅动态流转的视觉画面，质感直观，喻言着讥讽与挖苦情调。意识流结构与蒙太奇意象组合，本质上都属于主体化、中心化结构。它们虽然随意自由，但总有一个内在情思光源点约束，使众多意象分子铺排流动过程中向之整合敛取，形成向日葵式的文本中心化结构。
3.语言创造――陌生与平朴交错互补
谢洛夫斯基说诗就是“把语言翻新”，这话虽有些形式至上意味，却也表现出语言对诗的至关紧要。一部分诗人走返朴归真的路数，还语言然纯净本色，一切都来得平朴单纯，有时甚至还未蜕尽原始的蒙茸。 “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妈妈坐在身边守候你的梦话／妈妈小时候也讲梦话／但妈妈讲梦话时身旁没有妈妈//你在梦中呼唤我……如果有一天你梦中不再呼唤妈妈／而呼唤一个年轻的陌生的名字／啊那是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傅天琳《梦话》)。这样的诗是最不端架子的诗，絮絮叨叨的叙述一如亲切交谈的口语；但它却把母亲对女儿的期待、惊喜、忧伤的复合情绪渲染得柔肠百转，美妙感人，它运用的是最不诗化的语言，又是最诗化的语言。
更多的诗人则注意发掘语言潜能，吹送出陌生的异风。除通感语言外，常常在大与小、虚与实、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等矛盾对立事物间进行奇诡搭配，为诗增加超常负荷，张力无穷。如“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富于感性的抒唱中，溶入了理性思考，虚与实的对应，平添了沉着的丰盈美感，暗喻烈士之死，预示了光明将代替黑暗的趋向，不尽之意含于言外。
朦胧诗人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被推上诗歌前沿的。缺乏自觉的自发性创作发生机制，使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地进了非伪诗的大门，将诗的辉煌旗帜高高升起；同时也决定了诗人与诗的不成熟。
回答
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后朦胧诗派： 1984年以后出现了一批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喊着pass北岛，打到舒婷的口号，打着各种旗帜，标示各种艺术主张，汇成了一股新的潮流。主要有他们诗派、非非诗派、莽汉主义等诗群，以韩东、于坚、李亚伟等为代表。它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它们体现为一种后现代的美丽的混乱。
他们试图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重建一种诗歌精神。这种精神有别于朦胧诗的理性感、崇高感，不是英雄悲剧的崇高、理性自我的庄严、人道主义的感伤，而是一种建立在普通人平淡天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反英雄、反祟高、平民化成为总体特征。韩东的《大雁塔》是最早的对英雄主义别出心裁的嘲弄；关于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以淡漠的姿态指向着文化神秘与不可知，“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大雁塔不再祟高雄伟，只不过是一般物体而已；诗人爬上去也就是想看看风景。它表明，第三代是在以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视角构筑着平民意识的世界，他们已自觉地掏空了朦胧诗人那种救世者殉难者的英雄贵族气，进入了宁静详和地面对、品味生命原生态本身的境地。充满自我的戏谑反讽、弱点审视。于坚的《很多年》、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等都呈现出一种平民日常生存状态的琐屑和尴尬。 荒诞的行旅。它源于生命与生活本身的荒诞矛盾，滑稽外衣里隐藏着一些严肃的内涵，令人忍俊不禁同时又深思不已。李亚伟的《中文系》可谓幽默荒诞至极，“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亚伟真想做伟人／想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他每天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回到寝室后来真的咳嗽不止”，“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着重学鲍狄埃学高尔基，有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透过对文化与自我的亵渎嘲讽造成的可笑效果，读者不仅看到当代大学生玩世不恭、厌倦灰颓式的相对怀疑精神，更可以感受到诗人对高校封闭保守的教学方式、以述而不做治学方式为特征的超稳定型文化传统的嘲弄批评。把丑也大胆地推上了缪斯的圣殿。品味死亡与人类的寂灭。性意识风暴的狂卷。
事态艺术; 动作(生理与心理动作)的强化与凸现。第三代诗毫不客气地将朦胧诗赖以直立的意象艺术视为装饰性的累赘抛开了。它往往以人的意绪张力为主轴，联络带动若干具事(动作、子情节)链条，把诗演绎为一种行为一个片断一段过程。获得了一定的叙事性。“反诗”的冷抒情。为了诗的自救，第三代提出了“反诗”(或称不变形诗)主张与意象诗抗衡，要求弃绝外在修辞倾向。“还原语言”(如非非主义)，“回到事物中去”(如他们诗群)；并以大量超前的实验留下了诗向民间回归的痕迹。“我在街上走／其它人也在街上走／起初我走得慢／走快的超过了我／走不快的没超过我／后来我想走快点／走快了就超过了／一些刚才超过我的人……”(斯人《我在街上走》)，再也找不出变形诗的丝毫影像，但我看来也只好索性称之为诗。主体不支出情感也不索取体验，冷漠得全然似一个局外人的超然旁观，它从根本上对以往诗歌的感知方式构成了尖锐对立。自觉的语感强调。他们以为朦胧诗精致华美的语言，或浓丽或冷峭或黯淡，含蓄固然含蓄，但因受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制约，太神秘太典雅，总好象与平民的生命意义隔着一层；而语言理应与诗人的生命消除派生关系以趋同一，走口语化道路，与日常生活语言毫无区别。第三代正是以纯净鲜活、朴素简实的世俗口语化操作实践，对抗着意象与象征语。“关于这份报纸的出版说来话长／得追溯到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夜晚／某个时刻……”(尚仲敏《关于大学生诗报的出版及其它》)，这种口语化的诗极端推崇语感，即用语言自动呈现一种生命的感觉状态。如于坚《远方的朋友》“您的信我读了／你是什么长相我想了想／大不了就是长的象某某吧／想到有一天你要来找我／不免有些担心／我怕我们无话可说……”仿佛给你的全部东西就是语言，就是生命节奏的自然奔涌，谈不上令人回味的内涵，可仔细品味后仍觉美不可收。一个不曾谋面的朋友信中说要来访，一瞬间诗人脑海迅速闪过几种见面时的情景设想，每一种都滑稽可笑又都合理可能。这是生存方式平心静气的观照，这一代人表面热情平静内心却孤独无依，头脑善于幻想行动却手足无措，无端地对世界怀着某种莫名的期待与恐惧。达到了诗人、生存、语言三位一体的融合，语感就是生命感的外化，有时甚至语义已不重要，语感压倒了一切，成为自足的语言本体。
但第三代诗歌也存在精神贫血、误入形式迷津的缺憾，这也注定了后来者对它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