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林浅谈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的差异

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事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儿童心理学会非智力因素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创造力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少年儿童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辽宁省大连市推广辅导中心主任琴声破晓：拜读了你的《答文友问（一）：诗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平衡等》，有两点感悟，请先生指教。

（1）、诗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平衡，感性是以健康心理为前提，理性应以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为界线，二者还得受制于诗人文学素养和人品的养成；

（2）、诗歌的对话形式，登峰造极者也无非是古者之真传的赋、比、兴，了解和掌握了赋、比、兴，无论是“与心灵有联系”，还是“超级感觉的语言”，都有了操作的依托！

张修林：

鉴于真正了解现代诗歌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几乎仅限于内部的即先锋诗歌的理论与创作的圈子，而一直以来，现代诗歌经常遭遇来自外部各种层面的误解、指责甚至非难，这里，我先谈第二点。

传统诗歌之真传的赋、比、兴，也不过是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而已，我们知道，赋，称赋陈，又叫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就是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的确有一定的加强语势和渲染环境、气氛和情绪的作用。不过，它主要是广泛用于古代的赋体中，现代的散文，也有不少采用这一方法的，但现代诗歌中尤其是短诗中，极少甚至几乎不采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呢，因为诗歌是语言精妙的艺术，在字数有限的情况下，大量采用排比和铺陈，使诗歌变得松散和罗嗦，出现散文化倾向，这样，肯定会影响诗歌的在一定容量下的“诗意”。比，即喻，现在称为比喻，比喻当然也是现代诗歌最基本的手法，用得很普遍，一般说来，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不过，比喻无非一种诗歌的基本手段而已，不能认为比喻就是诗歌形成的主要构成要素，正如文字更是诗歌的基本手段，但不能说掌握了文字就掌握了诗歌一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它于诗歌，同比喻的作用一样，也无非是一种修辞的工具。

对于现代诗歌，与中国传统的古代诗歌，是应该有重要差异的。尽管，后者中，有一些创作方法比如你所说的赋、比、兴，可以并且在继承和使用，但更应该看到，后者有可取之处的并不多，而且往往被缩小了，它的大多数，内容并不好，不过表达士大夫情绪，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一些皇权思想，个人得失的小心情、小情感，在表现手法上，也较为单调，更多在乎格律、格式和词汇的堆砌。

现代诗歌，才90年历史，源自尊崇平等意识和自由精神的西方。当然源自并不意味着完全照搬。就表现手法而言，现代诗歌是非常丰富的，远非赋、比、兴所能相比，有学习借鉴过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表现方法，也有众多的国内先锋理论家和诗人在不断研究和尝试新的表现手段----比如，在80年代，非非诗派就提出了“语言还原”理论；90年代中，我于1991年所写的《诗歌的语言理论及其方法》里，就提出过一些，可惜这篇长达一万二千字的理论文章，写完后将仅有的一份按好友邹赴晓的意见寄给了当时主持《石家庄文化报》的诗人左春和，左回复将发表于该报，可后来没有音信，去函催要原稿也未有结果，现在我是记不起提出了些什么语言理论和方法了；在后来的一些诗歌理论和评论文章中，我又提出了一些，比如绝对张力（指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直接的、内在的秩序性的不借助于比喻联系所引发的反应力量）；另外，我的一位朋友余怒，这位以最着重诗歌技艺的探索而广为人知的先锋诗人，就提出并实践着“强指”、“误义”、“随机义”等表现方法。类似的新的语言修辞理论，实在不少，我例举的，不过其中一小部分。

在现代诗歌的内在创作精神方面，也有很多新的主张----我的诗歌理论评论文章，其内容大多就是诗歌的精神内核方面的研究；非非主义周伦佑先生也提出了“红色写作”和“体制外写作”。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主张的。现代诗歌在这方面是有一些颇具积极意义和建设意义的研究的。尽管因为时间短暂，在中外融合上，在创作方法、内容和传播的实践上，我们的现代诗歌不一定就非常成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来看，也有很多乱七八糟而似乎名声显赫的所谓现代诗人和现代诗歌。但无论如何，它经过了传统继承、学习他人和总结发展的阶段，到今天，肯定是顺应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要求、平等意识和自由精神的发展的，绝不是传统的封建意识和单调创作方法的那些古体诗歌所能比拟的。

一直以来，有很多的人，不了解和研究历史，不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现代诗歌发展状况，不研究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精神，片面地拿曾经辉煌的唐诗宋词来贬低现代诗歌，这是非常错误的。唐诗宋词再辉煌，也只能作为历史，也只能在作为封建社会的唐朝和宋朝辉煌，总体上看，它们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是不合拍的甚至相悖的，如果再让它们在现在辉煌，那历史只能倒退----不仅唐诗宋词，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也应该持类似的态度。最近以来，学术界有一种无原则、无限制地吹捧封建传统文化的势头，我认为，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

赋、比、兴不过是诗歌写作的一些基础的、初级的表现方法，一些最简单的、外在的表现工具和手段，它们只是诗歌外在问题的最基本的一小部分，远远不足以反映现代诗歌的语言修辞程度和水平，它更与现代诗歌的内部问题即精神理念毫无关系，当然远远不是构成优秀诗歌的重要条件。

至于诗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平衡问题，在《答文友（一）》中我谈过了，现在结合你所提出的认识，稍微深入一些地谈谈我的看法。不错，感性是以健康心理为前提，但对于诗人，不能仅仅要求他们只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那种正常的或者说正当的感性，诗人的感性理所当然应当更丰富，他们应当呈现更为宽厚、更为进步、更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的美好情感，呈现出更加灿烂的道德的和美学的心灵愉悦；不过，要比较完善地做到这些，诗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为，他们总会遭受来自世俗社会的各种阻力，有时，在社会的强大的世俗性面前，这种阻力甚至是致命的DD这就要求诗人有着更为成熟、更为包容和更为坚韧的理性，形成特定的心灵承受能力，以抵消来自外界的种种困扰----至于那些不具有良好品质，仅仅依托诗歌对世俗的追随而获得某种艺术之外的利益者，当然不会感到什么困扰，无需这样的理性了。

在我看来，理性应当是始终积极入世的，并非以消极出世为界线即以消极出世作为缓解困扰和压力的手段。诗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人性，不应当是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所以，理性应当始终是坚定的、良性的和前进的。当然，要做到这点，而又能够化解内心的不安、痛苦甚至绝望，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诗人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并且形成上面所说的成熟、包容和坚韧的理性。

说了这么多，不能算是对你的两点感悟的回答，更不敢说是什么指教，只能说是我通过你所说的这两个问题，产生了上面的一些想法，和你商榷而已。

2xxx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