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的主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五四”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激起了先进分子的觉醒。由不满现状而陷入苦闷的广大青年，迫切寻找激情喷发的方式表达个性解放的要求。一批诗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启示和力量。他们在理想的憧憬中揭露封建黑暗，作为旧秩序的叛逆者而忠于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一代人，很自然地从思想上接受浪漫主义，并用以作为艺术原则，指导自己的创作。这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创造社诗人崇奉浪漫主义的动因。 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的大部分诗篇写于1920年。他的创作在飞动和呼啸的抒情形象中传达“五四”狂突进的时代精神。他摒弃了小诗运动的诗人们那种隽秀的情趣，创造出以雄浑的调子、急速的旋律、囊括万物而又不拘形迹的豪放诗风。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要求，诗中充满了20世纪的动的精神，《女神》的基本精神在于创造，于旧的毁坏中寻求新我的诞生。郭沫若笔下自焚的凤凰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抗争的意识，同时又象征着那个创造和追求光明的时代，郭沫若还追求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融汇，《女神》中不少作品以新诗的形式表现溶进了现代精神的古老神话传统，既与新世纪的抗争意识相通，又与中国历史文明、特别是“五四”时代精神一致。他为新诗引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丰富并完成了新诗现代形象的改造更新。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 提倡浪漫主义诗歌的，还有创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后来组织太阳社的蒋光慈等。蒋光慈的诗集《新梦》所收系1921至1924年旅居苏联的作品。他把浪漫主义激情具体化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唱。他的诗热情澎湃，格调宏朗，但也因未能扣紧中国现实而有些浮泛。《新梦》之后的《哀中国》、《战鼓》，高亢之音减弱，流露出某种感伤情调，但“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哭诉〉‧序》)。受到创造社的直接影响，沉钟社及其主要成员冯至的诗风，同样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浪漫主义情绪。冯至的《昨日之歌》中的诗篇，其基本主题也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抒情真挚细腻、幽婉动人。后来《北游及其他》中的诗，又增加了现实的内容，冯至写的诗是个人“如烟如梦”的哀愁，概括了“五四”以后追求光明的青年的苦闷心理。 随著自由体新诗的勃兴，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便转而要求便于吟诵的格律化。新月派(见新月社)的出现顺应了这种潮流。1926年北京《晨报》创办《诗镌》，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人主办。随后又创办《新月》和《诗刊》。在刊物的发展沿革中培养、集合了一批艺术主张相近的诗人，新月派即由此得名。这是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的诗人。其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认为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他们创造的新诗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的毫无拘束，又不是古典诗词那种陈旧的模式，而是在自由体新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格律要求的格律诗。此派诗人的情调风格都接近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但反抗精神甚为微弱。他们的诗篇注重艺术的纯美，主题往往是人生的经验、人性的美丽以及爱情的追求。也有一批诗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切，但思想始终未曾超越人道主义。当理想和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失落，也易于产生幻灭感。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致力于诗体的输入与试验，尝试的诗体最多，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他的诗语言鲜明，色彩清丽，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鲜明、灵动。徐诗稀薄地联系社会生活，寻求人的尊严与爱情的高尚，但虽想冲出黑暗迎接光明，却常常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一旦人生的际遇超乎他的预料，便由信仰的动摇而趋于颓唐，这在从《猛虎集》到《云游》的“自剖与云游期”，体现得最为充分。 闻一多是新月派创作和理论全面发展的诗人，著有诗集《红烛》、《死水》。《死水》一诗是他贯彻自己艺术主张的力作，以设想的奇诡、色彩的浓郁、节律的和谐以及格式的整饬著称。死水是旧中国衰颓的象征，它表达了诗人对黑暗腐败的抗争，并以烈的嘲讽来宣示那未曾绝望的激愤。闻一多是一位呕出一颗心来，怀着火一般激情，唱着悲愤诗句的爱国主义者。 新月派诗人中，朱湘在格律诗的倡导和建设方面亦多有建树。他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他的诗洋溢着和谐庄穆。其诗在幽婉恬淡方面有特色，有时表现为隐晦神秘而有明显的对于现实的规避。朱湘致力于诗的叙事，这方面的实践在早期新诗人中较为突出。此外，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沈从文、朱大柟、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亦叫“林徽音”)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 2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风兴起，李金发以法国象征徵主义诗歌为模式，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引进自己诗中，有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他以新奇生涩的形像，表现富于异国情调的感伤气氛。他重视暗示性的隐喻，通过一些朦胧的诗的幻觉，企图再现人生的隐秘。生与死是李诗的基本内容。他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主调是感伤颓废的。语言芜杂而艰涩。与李金发诗风相近者，有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姚蓬子等。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捕捉诗的朦胧境界。王独清诗中，颓废没落的气氛甚浓，着重点染浓艳的刺激性色彩。 同样受到法国象征派影响的戴望舒，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他因发表《雨巷》一诗而被称为“雨巷诗人”。这首诗以悠长的雨巷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构成了一种朦胧的理想化气氛，以象征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在这以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有了改变，认为诗不应藉重音乐和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面，而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上。从《我的记忆》开始，由外在字句的节奏变为内在情绪的节奏，明显地转向现代诗风。 1932年《现代》杂志出版，在刊物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派”。其实“现代派”之称只是一种借用，他们的作品多数藉重于象征派。只是较之李金发，他们的诗风趋于明快，舍弃了语言的欧化。他们扬弃了从新月派到象征派的明显局限，转为内向性的自我开掘，擅长表达人生的忧郁和欣慰，以暗喻的手法抒写内心的隐曲。他们敏感地抒发对于城市生活的厌恶，展示自我灵魂在日益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前的悲哀。一旦现实的社会主题触发他们内心的火花，他们也会以独有的艺术写出如同戴望舒的《断指》、《我用残损的手掌》那样积极的诗篇。曹葆华、徐迟、金克木、林庚、废名(冯文炳)、吴奔星、路易士、李白凤以及早期艾青的某些作品，都受到现代诗风的影响。 《汉园集》三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有“新月”的馀波，又带象征派诗的色彩，他们的诗有独特艺术个性而又以曲折方式面向人生。何其芳华丽而不尚繁缛，清新之中见蕴藉，善于捕捉情绪的微妙变幻而赋之以鲜丽的形象。卞之琳的诗重视时空感觉，往往以象征的方式写出沉思中悟得的哲理，他的圆熟精致而富有冷静的理性是公认的。但有时为了哲理的表达，省略甚多而显得空阔滞涩。李广田的诗则较为淳朴，是“地之子”的真挚歌吟。 经历了多种风格流派的并存和竞争，20、30年代之交，新诗呈现出空前的丰富与多样。随着历史的前进，紧密把握社会现实与提高诗艺这二者的结合已引起更多的人注意，艺术道路也日见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