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拙见，希望对您有用。
首先，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进入发展的间歇期，新诗人都在寻找现代诗发展的新方向，新月诗派就是当时新诗潮的一脉，另外两条新路一是前期象征诗派，二是新起革命诗派。
新月诗派被史家称为“格律诗”，这反映了该诗派的一大特点，即注重“格律”。
关于这一诗派的时间起止很是模糊，各家说法不一，但据文献记载，新月诗派形成于1926年4月1日，当时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清华文学社”同仁为主干，他们创刊了《晨报·诗镌》，后又以《新月》为集结，一直到30年代初的《诗刊》走过了前期发展阶段，前期代表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朱湘等人。
前期新月诗派以创作实践为主，很少发展相关理论，关于该这一时期的诗学理论散见于诗人发表的文章当中。比如，徐志摩曾论述新月诗派的共同主张大致如下：
1、关于新式的创格，即各种新格式和新音节的发现。
2、强调一书创作中的人的重要性。
诗人朱湘认为，新诗应当特别用力在音乐与外形两者之上，而且只有这样，新诗有希望兴盛。可见，格律的谨严是他们的一致追求，对节奏、音节、格式的要求都是以和谐、均齐、调和、整齐作为美学原则。
此外，作为对五四时期滥觞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抨击，他们强调后天的苦学，训练和勤奋。比如1928年，梁实秋在《新月》创刊号上作《文学的纪律》一文，抨击天才的独创和想象的自由。他指出：伟大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
这就表达出了新月诗派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他们极其注重“理性”。但是，这里的理性不是认识论上的，而是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理性，表现为一种伦理的标准和准则。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情感”。
也就是说，他们反对一味的表达情感而没有节制，比如一些新诗里毫无实质内容，而充斥着情啊、爱啊、伤感啊、郁闷啊，他们认为这是不“健康”的。
因而梁实秋说，文学注重的是健康，而健康是由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现畸形的现象，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
徐志摩也贬低情感，崇扬理性，他说，“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要求在情感这头骏悍的野马的什背上，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如此看来，前期新月诗派就是格律与理性融合。诗人T·S艾略特认为诗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和感受。前期新月诗派的抒情诗也表达感情，只是他们更加看重对情感表达的克制。
但从更广的角度看，新月派诗风倾向于表达个人情感，也就是“小我”，他们远离时代潮头，转而转向内心，这点难免被时代所诟病。
30年代新月诗派发展到后期，代表诗人有叶公超、梁宗岱、孙大雨等人，这一时期特点可以概况为两个方面：
一是朝向新时代靠拢，视野扩大，作品题材也有所扩展，不再局限于“小我”。比如朱湘的《国魂》。
二是艺术上的创新。
这一时期受西方诗学影响，出现了象征主义诗学、以及受到了现代主义影响，这包括受到西方诗人T·S艾略特《荒原》“荒原意识”的影响，所谓“荒原意识”即诗人面对现代社会做出的整体性的思考和批评。代表作品比如孙大雨《自己的写照》，展示诗人对全人类的思考。
在30年代，由于时局影响，新月诗派失去了统一的刊物阵地，新月诗派随之出现一种松散状态，无论是前期的新月诗派还是后期受西方影响的新月诗派都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抹上了靓丽的一笔。
新月派诗歌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新月派诗歌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新月派诗歌在节奏上，需求韵节，在键锁的关联中，需要最密切的接合，就是意义上也必须遵守合律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