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胡适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胡适),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闻一多诗歌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闻一多理解的生命具有“自由”和“节制”的双重性，当生命的表现向非理性倾斜和心灵贴近的时候，他的诗学接近于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当生命的表现向理性倾斜和现实贴近时，他的诗学开始转向了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从注重幻象到追求生活的真实意义，从反对社会问题等对艺术的干涉到强调诗是社会的产物，从追求纯诗到标榜大众化，他的诗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其内在矛盾只是其生命哲学中的自由本性和节制意志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式的呈现。闻一多的诗学体现着文化与审美双重现代性的诗融。闻一多诗学中的“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是主导倾向鲜明而又多维、多侧面展开的文化思维，是铸入人格精神、回归诗意本真状态的文化思维；“审美”是回到文化、文论原初语境。闻一多的诗学体现着２０世纪初期西方形式美学、艺术人学、历史诗学三大转向的特征，因而他在中国诗学现代化过程中居于先驱地位。在闻一多的诗歌观念中，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事实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内核。他的倡导新诗的“三美”，是传统诗歌理论在美学方向上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