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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女神》是我国自由体诗成熟的标志

2022年05月29日 12:51:175编辑

《女神》确定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的新形式,它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实践了诗人要求“绝对的自由”的艺术主张.《女神》中的诗篇完全不受诗歌外在形式的约束,有的诗长达数百行,如《凤凰涅盘》,有的诗则短短三两句,如《鸣蝉》;有的诗铿锵咆哮、气势粗犷,有的诗则缠绵低语,情感细腻;有的采用诗剧形式,具有较完整的情节,有的则任凭情绪发泄,毫无章法.在打破传统旧诗格律的同时,《女神》中有些诗篇如《黄浦江口》仍保留较严谨的格律,对传统诗歌韵律进行创造性运用.《女神》注重诗的形式必须完全适于思想情感的流泄抒发,即使是创新,也不被某一种新的形式固定,而在尝试了多种诗歌形式基础上,创造了这种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自由体诗新形式,这一创举在整个现代新诗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什么是“自由体”和“民歌体”诗歌?

一、“新自由体”诗的基本理念1.什么是“新自由体”诗一种理念指导下所形成的真正一枝独秀的风格,必将同时代的其他风格受到普遍的伤害。因为,大的河流总是独自入海。世界前移,老的中心必将沉下土地并且逐渐荒凉,而新的中心将萌生、耸立并且平铺开去,从而在人类的文明中形成新的层面。中国的新诗也是如此。新诗,或者叫作自由体诗,自“五四”时代起走出格律诗,走了80余年,得到两种结果:一是形成了自由体诗的观念,人们说诗,说写诗,一般就是指自由体诗,而格律诗变成了老时代的东西;二是用自由体诗的方式使诗走向了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进入了死胡同,写诗的人多而读诗的人少,诗多而动人的少。这两种结果的结果是:诗的变革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像格律诗要变成自由体诗一样,自由体诗也必须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要变成什么样子呢?这方面,诗在埋怨时代缺少诗性的同时忽略了自身的反省:并非时代缺少诗性,而是诗本身缺少诗性。自由体诗用白话写作,其本意是为了在白话上走向诗,实际上却在诗上走向了白话。此种走向如同一个大的时代的河床,广纳了时代的精英和献身者,河床的走向决定了广大精英和献身者的走向。如同中国过去许多时代和世界现在许多国家一样,一种社会意识达到了“结阵而行”的状态,此种状态就能削平一切旁鹜的思想,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阵容和力量,它不看目标,只是顺着河床滚滚而进,它包含和覆盖了一切,只奔向某种结果并且必然到达这种结果:这就是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诗歌为什么就在那个水准上的原因,这也就是自由体诗在强大力量和众多精英参与下却仍从诗走向白话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体诗走出格律诗不是走向活,而是走向死。另一方面,诗也有一种在挺进精神下的萌动,尤其一些有“后来者”和“前进者”心理的人形成了一种开拓新河床的力量,于是出现了所谓朦胧诗、后现代诗等等。这些“诗派”可以说全是“新自由体”诗的发源而没有达到其自觉,因此也缺乏走向远方的能力。比如“朦胧诗”,这只是对一种勃发的诗歌状态的轮廓性描述,是含含糊糊的,这个概念之下泥沙俱下,缺少抽象要求和具体规则,并且暗示诗只要按“让人看不懂”的方向写就可能是正确的;事实上,已出版的此类诗歌的选本,大多也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它的宽容性和包容性原谅了似是而非。如果一个初涉诗的写诗者,按“朦胧诗”诗观学习,即使他有优异的诗才,走入死胡同的可能也是很大的。“朦胧诗”诗观和许多似是而非的诗观一样,没有能在诗歌文本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东西。必须要在具体文本之上(而不是在“理论”之上)提出具体的东西,任何一种可靠的诗歌观念,都要既抽象明确,又要具体可靠。而“新自由体”诗观是具体的,它不仅来源于对诗歌理论的阅读、探究和思考,更来源于对当今世界诗歌文本的阅读。当今世界诗歌的文体中,有一类诗歌事实上处在诗的最前沿位置,它们朝气蓬勃,气质先锋,面对生活,在对现实和人生的表达上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它们确实属于现在的时代而不属于过去的任何时代。这是一种令人冲动的诗歌思维,不是灵感式的和个人式的,更不是偏执和狭隘的。它们的走向清晰,技巧明确,几乎已经毫不含糊。我相信,只要没有成见,有荀子“虚一成静”的“虚一”之心,任何人潜心阅读世界诗歌文本,读到一定的量,他都必然会看到一种形成大势的新的诗歌,这种诗歌就是“新自由体”诗――除了用这个词,现有的语言中找不到别词。我个人本来只是诗歌读者,但读到近40岁,在一个不该开始写诗的年龄写起说诗来,我的第一本诗集《心的疯狂》(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其动力就是来自于对“新自由体”诗的阅读。当时我没有“新自由体”这个概念,但我确实感到了这种非同寻常的新东西。到我的第二本诗集《自己的王》(作家出版社,1997)和第三本诗集《大狼之美》(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我越发感到了此种非凡新东西的存在,它的强大的冲击力使我不能不拿起笔。当我自己写出这种东西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量,正像当年崔健创作《一无所有》一样,他自己一唱出来就感到是遇到了新东西了。但是,直到我出版第四本诗集《风的诞生》(作家出版社,2001),我才准确感到这是“新自由体”诗,我写了长文《“新自由体”宣言》。我所体会到的事实是,“新自由体”诗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早就大势已成,只是在中文诗中还没总结,更没自觉。一个明白了“新自由体”诗的人,只能把“五四”以来的大量诗歌称为“旧自由体”诗,这虽不能说是两个时代的东西,但确实是两种境界的东西,确实有高下优劣之分,而不仅仅是“新和旧”。我相信,任何人一旦掌握了“新自由体”诗,只要写上一首,就会立刻全面放弃“旧自由体”诗。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体”诗呢?就中文而言,“新自由体”诗是用白话写作同时又冶炼掉白话中“白”的成分的自由体诗,它已接近并触及了现代汉语中那些正在苏醒的词语,充满了“原初第一诗”的感觉,它的技巧已经全新并且已经形成,它对生活表现的宽广度几乎可与唐诗宋词并齐。它的震撼力将必然在中文诗中显现。它的过程,在开头几乎是少数人的“我”的,尔后是圈子内部的“小众”的,最后必然在新的诗歌组织层面上回到大众。因为,它直接到达生活的力量和表现生活的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自由感、自信感、内部的蓬勃生机和充沛的外部状态,都注定它必然是中文诗不可避免的主角。具体地说:第一,“新自由体”诗将自由体诗的写作因素从一个增加到两个。原来的“旧自由体”诗,表述事物只解决“像”的问题,即写得此事物像此事物,只写到事物的本质特点,有可感性、可视性和可触摸性,一切也就到此为止了。而“新自由体”诗首先要求的也是到达事物本质的“根”,也是严格要求写出事物的特点,有可感性、可视性和可触摸性;但其次,它解决“不像”的问题,“新自由体”诗相当重视这个被“旧自由体”诗忽略的问题,并且把它提高到与“像”同等重要的程度。西方现象学认为,事物的像是相对的,不像是绝对,“新自由体”诗的出发点大致与此相同。如果新诗是一只鸟,“旧自由体”诗只是一只有一个翅膀的鸟,“新自由体”诗才是有两个翅膀的鸟。具体地举个例子,比如说写黑夜,“旧自由体”诗一般只写出它的黑就止住了;而“新自由体”则要先写出它的“黑”,尔后写出它的“不黑”,“新自由体”诗是用“黑”和“不黑”总结成一个黑,这个黑的黑夜就比“旧自由体”的黑夜黑了。第二,“新自由体”诗在走向事物本质的方向上,是与“旧自由体”诗相反的“旧自由体”诗走向事物本质的方法完全与唐宋诗词是一致的,基本没有区别,即由远向近,由表及里,从外面写到里面,慢慢地靠近,几乎找不到一首“旧自由体”诗有例外。因为用白话写作,这种写法是极为拖沓的,许多诗读上去不仅“不够劲”,而且常常令人感到应删去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旧自由体”诗在该用力的地方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用力,让人读了“干着急”。而“新自由体”诗对事物是“由近向远”和“由里向外”的,表现方法已与唐宋诗词的方法完全相反,它往往直达事物的核心,几乎不留缓步的空间,它在最该用力的核心部分用力,然后腾出篇幅,展示事物“不像”的部分,从而使诗获得活力和张力。这如同马车和汽车一样,前者的动力来自肉体的兽的拉力,后者的动力来自于内部发动机,一切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果遇到“新自由体”诗和“旧自由体”诗描述同一事物,如果这一事物有50公斤,“新自由体”诗只需用10公斤力一提即起,而“旧自由体”诗用了100公斤的力,事物也只是晃了几晃,并不能被吃力的100公斤提来;第三,“新自由体”诗在句子的锤炼上,是与唐宋诗词完全一致的,好的“新自由体”诗都是有句的;而“旧自由体”诗在此点上与唐宋诗词不一致,“旧自由体”诗中,往往找不到一个能独立站立的句子。任何语言都不能忽略它的传统,汉语也一样,“旧自由体”诗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忽略传统的,而“新自由体”诗正相反。我们如想在“旧自由体”诗中找到能独立站立的句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旧自由体”诗还没达到这种自觉,它无法延续汉语的可靠传统,而“新自由体”诗就能够。比如说,唐宋人在晴天的湖边会写出“水尽南天不见云”,在寂静的河边会写出“野渡无人舟自横”,在月夜的江边会写出“千江有水千江月”。“新自由体”几乎也一样,感慨物欲,会写“物质!我知道你正在刺来”;说平凡是好的,会写“决心平凡要有历史一样宽大的天赋”;赞赏匕首,会写“我的刃对碧蓝的天际永恒地亮着”。上述这些特点,把“新自由体”诗与“旧自由体”区别开了,这些也就是“新自由体”诗的总体特征。 民歌体     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诗歌。它的特点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不断得到加工,作者无名,语言洗练,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抒情性强,大都真挚地抒写劳动人民的胸臆,表达他们的理想、愿望、追求和斗争精神,风格刚健清醒、大胆泼辣,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阶级意识。有抑扬高下的优美旋律,常用衬字调剂节奏,句式比较整齐。高尔基曾说,民歌总是不断地伴随历史的。因此各个时代的优秀民歌,总是各民族文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诗歌的创作和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民歌从内容上可分为劳动歌、爱情歌、生活歌、时政歌等;从应用场合和对象分,有秧歌、樵歌、农歌、船歌、采茶歌、儿歌等;从曲调上分,则有山歌、号子、小调等。如陕西民歌《八百里秦川》:    八百里秦川一铲平,    八百里秦川聚宝盆;    八百里秦川大奋进,    八百里秦川一千斤。    又如傈僳族民歌:    吃饭可以忘记饭碗,    打猎可以忘记弩弓,    砍柴可以忘记带长刀,    我们那能忘记你,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