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所谓新诗潮，是指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中的一次英雄主义诗歌思潮，这一思潮始发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80年代以后，它在诗坛乃至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给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带来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新诗潮用来定义一类诗歌作品和理论所传达的一种共同思想倾向和思想潮流，是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声；而“朦胧诗”则是指属于这一思潮的一类诗歌作品，它侧重描述的是这类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因此，“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动而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 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从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创作， 到70年代末“ 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 80 年代初引发出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便体现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这一运动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文革”神本主义思想统治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也便是人本主义文学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基于此，我们要想对“朦胧诗”作出合理的评价，就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到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qq452471106 | 13:12:00朦胧诗或曰新诗潮以不可推拒的气势兴起并震动诗坛是在80年代初，而作为一种艺术变革则发端于70年代初或更早的时间。(注：食指(原名郭路生)1968年就写下了《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重要诗篇，可看作朦胧诗的源头。北岛后来说，他就是听人朗诵食指的诗而受到震撼后开始诗歌创作的，他在多个场合称食指为“朦胧诗真正的先驱”。北岛的创作始于70年代初。六、七十年代之交，北京知青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人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队，致力于新诗写作，形成“白洋淀诗群”，北岛参与了这一文学活动，“朦胧诗”群体的核心，此时即已形成。这一时期，作为朦胧诗的源头存在的还有北京“地下沙龙”里徐浩渊、依群等人的现代诗。(参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98页。))后来公之于世并引起剧烈反应的“朦胧诗”代表作，多半有一段地下存活的生涯，即以手抄和油印的方式流行。十余年的潜伏期积累了一朝喷发的力量。1978年底，同人文学刊物《今天》(注：由北岛、芒克创办。该刊在中国大陆共出了9期，另出了3期交流资料。)在北京创刊，朦胧诗潮的主角“今天诗派”，也就从半秘密的状态中破土而出。《今天》聚集的是“文革”中有过曲折的心灵历程的青年诗人，他们是新时期前期最重要的诗人，有北岛、芒克、多多、舒婷、食指、方含、江河、杨炼、严力、晓青、顾城、林莽等。《今天》是一种民间传播方式，但这批青年诗人的创作，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中影响逐渐扩大，而文学变革的潮流也成难以遏制之势。从1979年开始，他们有的作品开始为部分刊物审慎地、有限度地接纳。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这一年刊登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1980年第4期，又在“新人新作小辑”的栏目下，发表了十五位青年作者的诗。当年8月，《诗刊》邀集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参加“改稿会”，并在该刊第10期上，以“青春诗会”的专辑，发表他们的作品和各自的诗观。自此，青年诗人的创作在公开诗坛上的影响不断扩大，而诗歌界关于它们的评价的尖锐分歧，也表面化起来。1979年末，复出的诗人公刘发表了题为《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注：刊于《星星》1979年复刊号。这篇文章，后来被看作朦胧诗论争的开端。)的文章，提出青年诗人创作中的思想倾向及表达方式问题，认为应加以理解并予以“引导”。1980年4月在广西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为已议论纷纷的青年诗歌评价问题提供了集中发表 意见的场合。青年诗人的创作和产生的影响，成为对当前诗歌状况作出不同评价的共同 依据。随后，批评家谢冕将整理的发言，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发表。(注：见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作者满怀激情地以“五四”为参照，对新潮诗给以热情肯定，吁请评论界的“宽容”：主张“对于这些‘古怪’的诗”“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1980年，关于新诗潮的论争已在较宽的范围内展开，《福建文学》以本省诗人舒婷的诗为对象，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对诗潮的分析和新诗六十年来的经验和问题。这一年的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文章从阅读感受上批评新潮诗的朦胧、晦涩、难懂，引发了诗歌论争的全面展开，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该文而获得“朦胧诗”的共名。(注：章明 的文章指出“有少数作者大概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接着，作者称断：“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章明在给出一种诗体名称后，还举出两首发表在当年报刊上的诗歌(杜运燮的《秋》，李小雨的《海南情思•夜》)为例，故做不懂诗的样子，作了一番颇有意味的分析。)在此后长达三四年之久的“朦胧诗”论争中，孙绍振、徐敬亚先后发表了与谢冕持同一态度的文章(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的这三篇带有“崛起”字眼的文章，后来常被合称为“三崛起”。)对青年诗歌潮流给予热情支持。尽管青年诗歌在论争中被反对者斥为诗歌逆流，这三篇支持青年诗歌的文章在1983至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也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而受到严厉警告，但由于80年代文学环境已大为改善，坚持以政治方式解决文学问题的做法已收不到什么效果，“朦胧诗”的影响由之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一大批受“今天”诗影响或有着相同艺术取向的青年诗人(主要是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汇入新潮诗歌队伍，如王小妮、梁小斌、吕贵品、王家新、岛子、许德民等，相继切入者年纪愈来愈轻，生生不息的艺术涌流又孕育着下一次更有泛滥性的诗潮的到来，新时期诗坛由此出现了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激动人心的兴盛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