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是一种现代文体，是适应现﹑当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缜密等心理特征而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1000多年前就有类似散文诗的作品，欧洲在16﹑17世纪不少作家就写过很有诗意的散文，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流行起来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第一个正式用“小散文诗”这个名词，和有意采用这种体裁的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他认为散文诗“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汤，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在中国新文学中，散文诗是一个引进的文学品种。“散文诗”这一体裁名称的出现与外国散文诗的译介相关，最早出现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期上。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登载了刘半农译的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总题为《杜瑾讷之名著》，包括《乞食兄弟》、《地胡吞我之妻》、《可畏者愚夫》、《四嫠妇与菜汁》，这是外国散文诗作品的最早译介。很多人在译介活动中受到散文诗潜移默化的影响，拿起笔来，由译者变成作者，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散文诗作家。如刘半农在《新青年》刊出了他的散文诗处女作《卖萝卜的人》，并在作品前特加了说明性的小序：“这是刘半农作无韵诗的初次试验。”这是他创作散文诗的最早起步。初期的白话诗与散文诗是混淆不清的。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期首次刊登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白话诗9首，其中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都形似散文诗。中国新诗的第一部年选集《新诗年选》有署名“愚庵”的评语，认为这首诗大约作于1917年的冬天，在中国新诗史上，算是第一首散文诗。《年选》附录的《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也认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严格地说，《月夜》仅仅是一首散文化倾向十分严重的白话新诗，和同时期发表的第一批新诗作品相比没有多大差别。在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口号鼓舞下，最初的白话诗大多散文化倾向突出，几乎所有的散文诗作家都把散文诗视为诗，很多新诗人都把散文诗视为新诗发展的方向，冰心及稍后的穆木天、徐志摩等很多新诗人都是通过写散文诗走上新诗坛的。《月夜》是沈尹默散文诗的尝试之作，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2期(1918年8月15日)上的《三弦》，以其文体的成熟标志着沈尹默散文诗创作进入完全文体自觉状态，也最能代表初期散文诗的较为成熟的文体特性。 (文章阅读网) 1919年夏天，鲁迅创作散文诗《自言自语》一组七题、陆续刊载于1919年8、9月的《国民公报》“新文艺栏”上，《自言自语》在形式上彻底摆脱了诗的句法、文法和韵律，完全以散文行文，自由运用了心理独白、对话、象征、寓言、记叙、议论等表达方式。这组作品前的小序中注有“未完”，一题数章，连续创作发表，完全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写作系列散文诗，这在散文诗史上以及新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极大地促进了散文诗的繁荣。《自言自语》是更富有诗意和诗的写法的散文诗，大量运用了诗的意象手法，写得含蓄简炼，可以称之为“散文化的诗”。随着时局的发展，重视文艺社会功能的鲁迅的散文诗创作出现了由“散文化的诗”向“诗化的散文”的大转向，写得更清楚明朗，抒情、议论等散文手法用得更多。《野草》是此间的代表作。鲁迅认为有了小感触，就写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野草》在体裁和题材上都突破了已有散文诗的文体界限。《野草》以前，只有1925年出版的焦菊隐的散文诗集《夜哭》和1926年出版的高长虹的诗与散文诗合集《心的探险》，但是这两部散文诗集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赶不上《野草》，所以《野草》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散文诗集。从文体分类的严格意义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散文诗集的《野草》中的作品也并不全是散文诗，有的只能归入散文或杂文。出现这种体裁混乱情况的其他原因是当时中国散文诗的文体正处在草创时期，并没有建立起能够界定什么是纯正散文诗的文体规范，又受到打破“无韵则非诗”的新诗革命激进思潮的影响，才出现了散文诗创作的实用化、散文化和自由化倾向。《野草》在发表之初就引起轰动，连载《野草》的《语丝》的发行由1千几百份迅速上升到8千多份。在《野草》以后60余年的散文诗创作中，受鲁迅散文诗影响的散文诗人极多，几乎每一代有影响的人都受过《野草》的影响。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一组四题发表在1920年12月20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郭沫若一向追求自由的诗体。郭沫若仔细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学中散文诗的历史，考证出“散文诗”一词在中国文学中的起源，对散文诗文体十分重视，但是郭沫若是把散文诗当诗，特别是把散文诗的无韵律格式作为新诗打破格律限制的重要依据。他相信有裸体的诗，即不借重音乐的韵语，而直抒情绪中观念之推移，这便是散文诗。稍后的瞿秋白、徐玉诺、徐雉、汪静之、郑振铎、滕固等人纷纷试作与刘半农、鲁迅、郭沫若文体相近的散文诗。徐玉诺是20年代初中期散文诗创作成就较大的作家。1922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诗集(散文诗集)《将来之花园》。《将来之花园》里有短小精致的散文诗。由于散文诗的创作越来越由“散文化的诗”向“诗化的散文”，即由“诗”堕落为“散文”，越来越多的人对散文诗是不是诗，自由诗是否应该走散文诗的道路产生了怀疑，因而出现了1922年前后的散文诗大讨论。在改革旧汉诗从语言和格律形体两方面入手，即用白话代替文言，用散文取代韵文，即作诗如作文，打破“无韵则非诗”旧习的时代潮流影响下，这次散文诗大讨论尽管有人将新诗与散文诗作了一些区别，更多却仍然是为散文诗是诗辩护。如西谛(郑振铎)的《论散文诗》认为“散文诗现在的根基，已经是很稳固的了。30年代散文诗不如20年代形式多样、风格众多，从整体上比较，优秀散文诗人诗作的数量都少于20年代。30年代的一些散文诗大家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徐玉诺、朱自清、谢冰心等都不写或很少写散文诗，许地山、韦丛芜、高长虹等20年代比较活跃的散文诗人的作品都日渐剧减。散文诗界不再有20年代的文体大论争，散文诗文体开始由散文化的诗向诗化的散文发展，甚至分化为纯正的散文诗和非纯正的散文诗，前者使散文诗文体更加完善，后者根据文体的自觉性原则和随着作家的主观愿望，分别向叙事文体、议论文体和抒情文体转化，最后逐步被叙事文体，如(散文)、议论文体(如杂文)、抒情文体(如诗)合并。抗战时期散文诗和所有的文学体裁一样，成为宣传抗战的工具。在30年代末的上海“孤岛”，40年代的西南后方，40年代后期的国统区，都掀起过散文诗创作热潮。这个时期的作品大都借用民族传统寓言和外来文化象征的表现方式，大量寓意象征，如郭沫若的《银杏》、巴金的《龙·虎·狗》、《日出》、刘北汜的《曙前》、田一文的《跫音》、莫洛的《生命树》、陈敬容的《星雨集》、郭风的《报春花》等。这个时期散文诗的功利性太强，有的完全被抒情散文同化，散文诗开始在抒情散文的夹缝和诗的夹缝中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