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有言：“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诗词是贯穿古今的文学形式，它往往随着作者心境变化，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也就是说，古诗在唐朝最为鼎盛，而词在宋朝最为盛行，曲那就在元朝比较盛行了，明清就比较兴盛小说，比如，四大名著作者基本都是明清时人。
那你可知唐朝时期，最为盛行的诗篇风格，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演变的？
唐朝是古诗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李杜诗篇万口传”，后人皆把李白、杜甫两人看作诗坛上的典范，二人合称“李杜”，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两人都是才华横溢之人，可际遇却截然不同，所以俩人的诗风也都有各有风格。
李白生于盛唐，杜甫生于国破家亡之际，两人的诗不仅是个人心情的寄托，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有人评价李白说“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李白生来便是万众瞩目的天才，如同《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说：“五岁诵六甲。”他生来便无忧无虑，所以他所思所想，皆是天马行空。
李白生于长安元年，也就是701年，他出生没多久，唐朝便发生“唐隆政变”。712年唐玄宗顺利登基，在唐玄宗励精图治下，唐朝迎来开元盛世。
纵观李白一生，基本上贯穿于唐玄宗与唐肃宗时期，虽然唐玄宗晚年昏庸，可唐朝底蕴雄厚，所以李白早期的诗词大多受大唐盛风的影响，充满浑厚洒脱的风格。
李白少年时便游山玩水，所以他早期的诗，大多歌颂唐朝大好河山，感叹安康盛世，“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这看似自由畅快的诗，不仅写出了李白心中的恣意，也侧面写出了百姓和乐的生活。
公元744年，李白早已经步入官场，他看着官场中的蝇营狗苟，看着皇帝日渐消沉，只能惆怅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此时的李白无疑是孤寂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孤寂的不仅是李白，还有忠于唐朝的忠臣和等待清明的百姓。
随后李白又写出名动天下的《将进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妄图用美酒来一解千愁。不多久李白又写出《蜀道难》，用“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烘托出枯寂的气氛，隐隐暗示枯寂的唐王朝。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几字在开篇中间和结尾都有出现，后人评价说颇有“一叹不足而至于再，再叹不足而至于三”之意，李白叹的不仅是难于上天的蜀道，更是呈现颓势的国家。可李白纵使忧国忧民，他内心还是保留了三分自由。
安史之乱前期，李白一改往日风格，在《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隐居在外的李白，不愿看到盛唐江山如此凋零，便应邀做了永王李璘的幕僚，永王被唐肃宗杀害后，李白也以连坐之罪入狱。
随后李白便写到“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他以逐臣自比，笑叹自己潦倒的一生，至此唐朝彻底衰颓。
李白虽经历安史之乱，可他大半生都生活在盛唐，相比于李白，杜甫则是真正地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局面。
他生于公元712年，幼时生活还算畅快，可他三十二岁时便发生了安史之乱。杜甫幼时也曾寄情山水，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一千古名句，他生于官宦世家，最大的心愿便是入朝为官，辅佐皇帝，报效国家。
元宝中后期，杜甫被困于长安，在此期间，他感叹唐玄宗沉溺美色，痛斥李林甫把控朝政，羞辱杨国忠这一无耻小人，写下《马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用尖锐刻薄的语言讽刺时政，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的消息虽还未传到宫里，可长安城内人人自危，城内一片沉寂，杜甫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地嘲讽当政者。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对唐玄宗彻底失望，便想去投靠唐肃宗，却不幸在路上被乱军逮捕。杜甫看着凋零的山河，听着叛军叫嚣的声音，内心惆怅无比。在此期间他写下《春望》，直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杜甫逃出后做了左拾遗，他本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为国效力，可现实又给他迎头一棒，为官期间，杜甫处处被排挤。在这内忧外患之际，竟还有这般小人行径，思量至此，杜甫对这个国家彻底失望，无奈之下，他只能弃官而逃。
弃官之后，杜甫生活越来越窘迫，在逃难期间，他又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杜甫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也让我们联想出当时社会下，底层百姓生活之苦，纵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杜甫仍然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由他这句诗，我们便能知晓，唐朝缺的不是文人志士，而是能赏识他们的为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