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郭沫若的东西“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郭沫若自己也说过：“我在年青时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倾向于实业救国。那时对宇宙人生观问题搞不通，曾有一个时期相信过泛神论。……在我的初期作品中，泛神论的思想是浓厚的。”的确，“从思想、感情来看，是从泛神论中爆发出的火山”换句话说，泛神论是郭沫若“五四”时期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得心应手的表现方法和手段。或者说，正是泛神论酿成了《女神》的独特底色。在《凤凰涅槃》中，我、你、他、我们、他们、火、凤凰的和谐一致，翱翔欢唱，即为泛神论的功劳或美学效应。人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沈从文《论郭沫若》）。 《凤凰更生歌》是《凤凰涅槃》的火山爆发式的结尾，也是该诗中泛神论特色最明显突出的本文所在。文本中那些想象丰富、热情横溢、具有无限艺术魅力的诗行原是泛神论催生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