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还真写过小说，不过长期以来，他的小说被诗歌和散文的艺术光芒掩盖了，论及者少。至今可考的有十几个短篇小说，4则童话小说。其他小说，除收入小说集《轮盘》外，还有未完稿的《珰女士》。
我将结合具体的小说，从内容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说说对他小说的评价。
01 徐志摩小说的内容思想性优劣徐志摩的小说，描写对象并不很狭窄，其中有革命者（《珰女士》），有正直的较为进步的知识分子(《老李的惨史》)，有老实的仆人(《家德》)，有罗曼蒂克的留学生(《春痕》)，有失去了青春的老姑娘(《两姊妹》)，有在赌场上陷入穷途末路的妇人(《轮盘》)。不过，各种知识分子是它的主要描写对象。
徐志摩在小说中所揭示的问题，有一定现实意义。总的倾向是：批判封建守旧势力，暴露社会黑暗，同情贫苦人，贯穿着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
比如《春痕》叹息人生易老，青春、美、爱情，如幻影一般，很快消逝，当年人事，而今面目全非，飘荡着淡淡的哀愁。《两姊妹》对告别了青春和欢乐的孤独者，半是同情，半是讽刺。《一个清清的早上》是对中国的奥勃洛摩夫们（俄国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一个多余人形象）的揶揄。
《船上》像一曲大自然和淳朴农村的赞歌。《轮盘》讽刺了没落者。《家德》赞扬了仆人的勤劳忠实品质。《肉艳的巴黎》，《“浓得化不开”二则》社会意义甚微。
徐志摩的小说，积极意义较大的是《老李的惨史》、《死城》、《珰女士》。
《老李的惨史》所写的事件和人物，虽不在时代潮流的漩涡中心，但与时代风云有关。作品写一个性格颇怪，正直、憨厚的知识分子老李生命被旧势力吞没的悲剧。
老李因在校学习时成绩优秀，中学毕业后被知事任命为小学校长，遂招致原任校长孟甫的仇恨。孟甫是流氓地痞，没有受什么教育，抽大烟，外遇，侵吞学费，又是“笑面虎”，阴险毒辣。他见族上公议将祭产给了老李，便唆使在军队里当连长的猛三回乡和老李争夺。
按规定，祭产应给有功名的人。结果，老李获胜，猛三失败。但孟甫不死心，在猛三妻子因与人私通，服药致死后，又写信给猛三，造谣说老李逼死了他的妻子。猛三信以为真，盛怒之一下，回乡杀死了老李，然后自杀。
作者对老李倾注着热爱，不时流露出赞美之辞。对于孟甫，则痛加挞伐。感情倾向很鲜明。小说共五节，二、三、四节都将老李与孟甫穿插对照描写：前者正大光明，不以为意；后者毒计不断，欲置人死地而后快。
作品以老李与孟甫的矛盾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这一矛盾冲突所显现的意义，也就是作品的主旨所在。尽管作者也许不是有意将孟甫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来着墨，但作品的艺术警体在客观上却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老李从新学堂毕业，他办学“主张三育并重，德育，智育，体育——德育尤其要紧”。中国封建教育，从来不讲体育。老李的主张，在当时（根据作品称“知事”，可知是清末)，对封建教育来说，至少是一种改良，是个不小的改革和进步。老李和孟甫的矛盾，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而是正直与邪恶，新与旧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斗争。
不过，应该指出，作者奉为正面人物的老李，某些认识也有谬误。例如，他认为：
“现在时代就要酷吏，象汉朝那几个铁心辣手的酷吏，才对劲儿……坏人只配恶对付，杀头,凌迟，都不应该废的，象我们这样民风强悍的地方，更不能废”。
这样肯定酷吏，实际上有利于巩固旧的统治；苛政猛于虎，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作品中这些部分，是它思想内容上的杂质。
此外，作品中关于知事的描写，也有值得斟酌之处。在作者的心目中和笔下，知事是一位“青天大老爷”，他见老李学有成就，就“把自己的大轿打了来接”老李,并委以高小校长的重任。他不贪不枉，在老李被杀害后，立即亲自到现场察看，作出了不失为公正的判断。
我们不能要求作家把旧社会的一切官吏都写成坏蛋，那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在《老李的惨史》中，知事被写成明智的清官，这种艺术构思和处理，削弱了老李悲剧的社会意义。好在这诗作品的次要部分，瑕不掩瑜。
人们读了作品以后，自然会掩卷深思：老李这个正直的好人，如此被残暴地杀死，这悲剧的原因何在？他周围的群众颇好：他中学毕业后，族人公议将祭产给了他;猛三回家争，群众也还坚持原议;在老李被杀时，虽然大家“吓呆了”，但因老李往无人方向跑，众人“本来要救，也来不及”。
作为统治阶级政权的代表人物知事也是好的，人们很难从他的言行中发规多少谬误。这样，悲剧的原因就只有归咎于孟甫个人的卑劣凶残了。我们知道，徐志摩是反对从社会制度、从经济上、政治上、从阶级本质上去探寻社会的病象和罪恶的根源的，也不主张与现实宣战；他认为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在于个人灵魂的不洁。也就是说，从个人身上去找原因。
在这篇小说中，徐志摩着意谴责的灵魂卑污的孟甫，是这一个人或这一类人，而不是攻击整个旧社会。作品的思想意义也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和局限了。
1929年1月发表的《死城》，以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对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作了有力的揭露。那儿有国中之国——东交民巷，作品的主人公廉枫：
“走近东交民巷一边的城根，听着美国兵营的溜冰场里的一阵笑声，忽然想起这边是帝国主父的禁地，中国人怕不让上去。果然，那一个长六尺高的一脸糟痢守门兵只对他摇了摇脑，磨着他满口的橡皮，挺着胸脯来回走他的路。”
东交民巷旧照
后来，他走到旷野中外国人的一个坟地里。作者将北京比做一个死人，“一个骷髅”。坟地守门老人的诉说着：
“就在这儿东城根，多的是穷人，苦人。推土车的，推水车的，住闲的，残废的。全跟我一模一样的……一年就比一年苦，大米一年比一年贵。土堆里煤渣多捡不着多少。谁生得起火？有儿顿吃得饱的？夏天还可对付，冬天可不能含糊。冻了更饿，饿了更冻。……北京就象个死城，没有气了……”
作者对整个旧社会，已感得绝望，有相当的艺术批判力。作者关心同情的是穷苦的人们。这篇小说，对旧社会有相当的艺术批判力。
徐志摩在逝世前不久写的《珰女士》，因作者遇难，成了残篇。作为小说，它艺术上尚未至佳境，但从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上，却是徐志摩小说中的最优者。
作品以一个被捕革命作家蘩的妻子珰女士为主人公，并以她作为观察社会生活的窗口，写她丈夫被反动政府捕去后的遭遇和心理活动。
小说中，徐志摩的感情倾向比较明显，将尊敬、同情、挚爱，倾注在珰女士、蘩以及他们的忠实的朋友黑身上。而对于黑暗社会和反动势力，特别是对卖身投靠者，投以鄙视憎恨的眼光，给了有力的揭露与抨击。
作品将热情、正直具有为穷苦人而斗争而献身的精神的蘩，同那个容不得真、善、美的社会作对照，将抱病为朋友废寝忘餐地奔走的黑，同卖友求荣，令人不齿的崔作对照，就像是画家用浓黑与洁白两种颜色互为衬托一样，愈显出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也鲜明地流露了作家的爱憎感情。
徐志摩在珰女士形象上所花的笔墨较多，在她那长长的回忆和心理活动中，我们可以窥见她内心深处的复杂性，她的思想的闪光处和弱点，她和蘩的共同点和差异。作者并不是平均用力，而是主要突出她的坚强不屈的思想性格核心。她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革命者妻子的美好印象。
作品告诉人们，人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对待黑暗社会和反动势力？怎样对待穷苦人民？怎样对待朋友？怎样对待一己的利益？
像徐志摩这样曾经长期对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真正的革命者怀着误解、偏见的作家，能写出《珰女士》这样的小说，应该归功于生活对他的冲击和教育，归功于生活真理的力量，归功于现实主义的胜利，也应归功于作者正视现实和纠正谬误的勇气。
02 徐志摩小说的艺术性优劣徐志摩的小说，就取材和人物塑造而言，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如《老李的惨史》，是写作者中学时代的同学李干人；《春痕》据作者说，原名《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是登在1922年的《努力周报》的，故事里的主人翁是在辽东惨死的林宗孟先生；《家德》，是以徐家的老仆人家麟为模特;《珰女士》则是写丁玲、胡也频1931年一、二月间的一段生活。
另一类是并不一定有真人真事作根据，虚构的成分较多。较为成功的作品，多属前一种。
沈从文先生在《的序》中说了几句颇有艺术敏感的话，他说：
“作者在散文与诗方面，所成就的华丽局面，在国内还没有相似的另一人，在这集中却仍然保有了这独特的华丽，给我们的是另一风格的神往。”
不过，对此我觉得还应该作一些补充。徐志摩的诗、散文、小说，大多是华丽、浓艳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是另一个极致，诗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散文如《一宿有话》，小说如《老李的惨史》、《家德》，都是质朴型的作品。
作家着意在小说上追求的艺术风格，正如他在《轮盘自序》中说的：
“一篇完全的小说，象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有它独具的生动的气韵，灵异的闪光。”
他还说，他喜欢契诃夫、伍尔夫、司德莱塞等人的作品。在徐志摩的一些小说里，也的确可感觉到他受到了契诃夫等人的影响。
如《春痕》是小说，也似散文诗。这种写法，正是徐志摩的特长。它分四节，即“一、瑞香花—春”;“二、红玫瑰—夏”；“三、茉莉花—秋”；“四、桃花李花处处开—十年后春”。
每一节都将人物的风韵，心灵情绪的流波和对大自然风光的描绘结合起来;用自然景物烘托和暗喻人物的感情，自然气候的季节，植物中的花，都带有象征的意味。
《春痕》有若断若续的情节线索，但作者并未在编织情节上着力，作品也不以故事的奇异取胜，而是从逸和春痕的几十年生涯中，选取四次会晤的场面，从环境氛围、人物风度、感情变化，用浓墨重彩加以点染。作品回荡着浓郁的诗意诗情，有着变化的“生动的气韵”。
在徐志摩的小说中，多数作品(如《船上》、《“浓得化不开”》二则、《死城》等)和《春痕》风格近似。它们或无完整的故事，或者虽有一个故事的轮廓，却并未细致描写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往往采用明喻、暗喻、象征手法，引导读者进入艺术境界，进行思索。
在这些作品中，写景写物写人，似写实，又似象征，主观色彩多于客观实在的面貌。如《死城》关于北京前门城楼的描写：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着前门的城楼，象一个脑袋，象一个骷髅。青底白字的方块象是骸镂脸上的窟窿，显着无限的忧郁，廉枫从不曾想到前门会有这样的面目。它能有什么忧郁？它有什么忧郁。可也难说，明陵的石人石马，公园的公理战胜碑，有时不也看得发愁？总象是有满肚的话无从说起似的。这类东西果然有灵性，能说话，能冲着来往人们打哈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门现在只能沉默，只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漫漫的长夜。它即使有话也得过些时候再说……这年头一座城门都有难言的隐哀，真是的！”
这里，具体描写很少，主观的抒情议论很多。这篇作品，不管是写门楼，写坟地，写看门的人，写东城根的穷人的苦楚，都是“死城”的构成部分，又都是它的缩影和象征。
象征手法的运用忌生硬，也忌过于晦涩。有的作家唯恐读者不解其意，象征成了极浅显的图解;有的则走向另一极端，根本不考虑读者能否理解，写得极为晦涩，作品如同一个难猜的迷。徐志摩的小说，没有这些毛病。
徐志摩在小说创作中，艺术想象力胜过如实地描写的本领。比如，《一个清清的早上》。从咢先生早晨醒来写起，先就“翻身”作了一段文章，接着从“翻身”联想到他“睡不着”，又作了一段文章，继而由此想到此时正是想心事的好机会，又是一段，这才进入“想”。他想自己与有夫之妇小彭的暖昧关系，权衡利害得失，左思右想，最后才想到这事儿：
“随你绕大弯儿小弯儿想去，回头还在老地方，一步也没有移动。空想什么，咒他的——我也该起来了。”
作品也就到此结束。这简直是用想象编织成的人物心理活动的长幅画锦。
与这一特点相联系，徐志摩的小说，心理描写较多，虽不能说没有一般化的平庸的，但大多较成功。
《一个清清的早上》通篇都是心理描写，《轮盘》，《珰女士》大半篇幅也是心理描写，徐志摩善于将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口吻，又喜欢将历史的人物和画面直接出现在心理活动的画面上。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一般说较细致，但不太深。
与《春痕》《一个清清的早上》等作品艺术上异趣的是《老李的惨史》《家德》等少数几篇。情节线条具体、清晰，生动，人物个性特点突出。
《老李的惨史》是故事型小说，第一节写的，都是浓缩了的小故事。第二节，人物进入矛盾，进入构成作品主干情节的中心。第三节，矛盾向前发展。第四节，是故事的高潮和结束。第五节，已是尾声。情节结构的大的框架，是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各节的具体安排则不尽一致。
为适合短篇小说的特点，故事情节有跳跃性。作品从老李读中学写起，介绍他在学校的几个故事。第二节的第一句就是：“老李现在做他本乡的高小校长了”。然后叙述他怎样当了小学校长。第三节通过老李的心理活动反映事态的发展。第四节与第二节写法差不多，先交代事情结局，再写知事来现场察访，揭出内慕。这样，就第二节、第四节这两个局部来说，用的是倒叙法。
这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安排，尚不能说是如何巧妙，然而也有起有伏，错落有致，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老李的惨史》的人物性格塑造，有虚有实。对老李主要用实写，对孟甫则用虚写。其中老李的性格给人印象较深。徐志摩写老李，用了多种手法，主要写人物的言语、行动，但也间或用心理描写。不过他的行动描写笔法较粗，心理描写却较细，但行动描写较心理描写出色。
《家德》用第一人称介绍性叙述语言写成，极少环境景色氛围描绘，只是实实在在地写家德思想性格的一个又一个侧面，他所做的一件又一件事。他勤劳、诚实、忠厚，是个孝子。
作者突出了他的惊人的孝心：因为妻子不孝敬娘，就不理睬妻子；钱也给娘，不给妻子和幼儿；娘死了，不仅寿衣用绸缎做，还给带上重八钱的金发夹；娘死后，他再也不回家；过了两年，他说“我积下一百多块钱，我要去看一块地葬我娘去”。
这篇小说的艺术手法和语言都较朴实，几乎没有花哨的东西。不过，小说人物的思想言行有些地方令人难以置信，那可能是因为作者对人物把握不准，同时又少用了笔墨的缘故。例如家德帮工不要工钱，作品写道：
“他算是我们家的‘做生活’，但他，据我娘说，除了吃饭住，却不拿工钱。不是我家不给他，是他自己不要。‘我就要吃饭住’，他说。……你再说也是白费，因为他有他的理性。吃谁家的饭就该为谁家做事，给我钱做什么？”
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旧社会惯例，仆人给谁家做工，除拿工钱外，吃饭住也在东家。那么，家德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的“理性”，作品未作充分描写，以至有些失真。
《老李的惨史》、《家德》这一类作品，用的是现实主义方法，一笔一笔地如实地描写，《春痕》一类作品，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熔于一炉；前者平实，后者空灵；前者具体，后者神韵生动。各有千秋，各有短长。
自然，这仅是就大体而分的两类，其实每篇都有独具的特色。徐志摩富诗人气息，他写散文和小说时，也往往追求一点诗意。他的理论思维能力并无过人之处，观察社会生活和人物也不精细，但感情丰富，感情助触角特别灵敏，长于想象，创作中又在艺术上刻意追求，他说：
“我敢说我确是有愿心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
不过，徐志摩小说艺术上有不少弱点和毛病。比如《珰女士》抽象说理过多，人物个性化不够;《一个清清的早上》失之沉闷，人物性格也较单薄;《船上》心理描写多而不深，《肉艳的巴黎》更多散文特点，重在写巴黎社会生活一隅，人物只是影子;《“浓得化不开”》两篇及《死城》，是驰骋想象的产物，但调色不匀，未臻和谐统一。
即使是最好的《春痕》《老李的惨史》《家德》《轮盘》几篇，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广度上，在人物性格的典型化方面，都不及同时代的小说名家之作。
比如《春痕》未能深入发掘造成春痕变异的社会的和个人主观的原因，流于浅显;《家德》肯定了带有奴性的人物。这几篇小说的主人公性格较生动鲜明，但作者未能充分写出其复杂性丰富性。
对小说家来说，应该善于发现和捕捉人物身上最富个性特色的东西，包括人物的言语、举止、心理和外貌、装束等等。作品少独创性，必然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
比如描写春痕出场那一幕，写着诸如西装，暗黄发，白色夏服，肌肉丰满，颜色健康，肢体捷灵，表情愉快，不是空泛，就是一般化，几乎没有任何独特精巧的描绘。艺术形象都未达到典型化的水平。
总的来说，他的小说艺术水平虽不平衡，但上述几篇还是比较优秀的，颇具短篇小说创作功力。若非早逝，徐志摩能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与沈从文、张爱玲等中短篇小说家齐名并价？犹未可知！
回答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