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文学从广义上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文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里,作了文笔之分:“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来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作了进一步说明,“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由此可见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题材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题材的体制与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体分为四种,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并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赋分为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对每一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品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问题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是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的文学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南朝时,四声的发现,并运用于诗歌领域,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了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精彩、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著作丰富,个性鲜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感情。文学审美趋向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相互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自觉的突出标志是:(1)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广阔的天地.道家哲学的自然旨向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是文学自觉的最基本的思想源泉.(2)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在文学的创作心态中,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的功利目的性,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显示了多姿多彩的特点.(3)文学自觉最显着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又是在人的自觉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就是这种理论自觉的产物.在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体裁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