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词的区别！要详细的！！！

诗与词是有大分别的。这分别既表现在音律方面，又表现在意境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意境方面的分别，因为音律是手段，意境是目的。还是就苏轼以前来例举，也为了与豪放对举，大家公认词的风格是“婉约”。什么是婉约？就是指是感情纤细入微，借用弗罗伊德学派的诛心法，可以说是大多来于男女之间，所以常常带有闺房粉黛气。少数诗也有这种粉黛气息，但放出成为格调，韵味还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其一是，给人的感触印象有别，诗刚，词柔；其二是，表达的手法有别，诗直，词曲；其三是，情意的表露程度有别，诗显，词隐；最后是，来由和归属有别，诗男，词女。总归一句话，诗是诗，词是词，专就意境方面来说，疆界也是很分明的。但有人却偏偏打破了以上的金城汤池。一般认为，带头选择的就是苏东坡，冲锋陷阵之作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其实，早在五代，就已有人打破了诗词的界限，最突出的便是南唐后主李煜，如：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不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读仄声）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李后主这两首词，语句、情怀都这样慷慨悲凉，显然不能出于歌女之口，也就闯出花间、樽前的范围。如果词作只能分作婉约、豪放两类，像这样的当然就得归入豪放一类。王国维有见于此，在《人间词话》里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情意，有士大夫的手法，一旦强拉词体来为自己服务，词就几乎是欲不变而不可得了。这样来说，词的婉约传统，旁边忽然杀出个豪放东坡来，也是情理中事。向来有争议的是，用作诗之法作词，能否成为词。一派认为，由“鬓云欲度香腮雪”发展为“大江东去”，是扩大词的表现范围。由长在闺房刺绣变为上山下乡，或同一场地，既容纳闺房刺绣的佳人，又容纳上山下乡的干部，有什么不好？各得其所是来于各有所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文学史家也许更难断文论的争执。力最大的是事实，不管保守派怎样恋旧，甚至因之而大声疾呼，反正“大江东去”一流作品早已在刻本上流传，近年来更在铅印本上大量流传。有人也许会想，惟其都流传，就更应该评定是非高下，装作视而不见是不对的。但这很难。另一派则认为，诗与词是有严格分别的，绝对不能以诗代词。两派相争，并无结果。其实，应该兼容并包，承认词有表现娇柔委曲的本领，但也无妨豪放一下。
词，就意境说，确是有正有变：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正，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是变。这是情势使然。诗的意境千差万别，其中一大类，上面称为娇柔委曲的，重要性也许不低于慨当以慷吧。这就需要表现，即用语言抓住，成为诗境，以供无数的痴男怨女神游。而事实证明，词的表达形式最适于担当这个责任，或者说，常常比我们希望的还要好。论功行赏，词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受上赏。王国维曾言：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如此说来，词所受之赏也许应该上上。试举数例: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晏几道《蝶恋花》） 风鬟雨鬓，偏是来无准。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软风吹遍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纳兰成德《清平乐》）像这两首所表现的意境及兼韵味，五七言律绝就难于为力，因为与词相比，显得太敞太硬；古体更不成，因为太朴太厚。如果这样的领会不错，那词就堪称为只此一家，并无分号。也就是说，如果有此情意想表达，就最好填词，不要作诗；同理，想找这类的意境来神游一下，就要找词集来读，暂把那些个诗集放在一边。 诗词之别，要细说来，还是有些复杂的。简单而言，诗境阔、词言长，两者各有所长。像苏东坡/辛弃疾那样，放开情怀，不要太受陈规陋习的限制，顺着“大江东去”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也无不可。因为无论是诗，还是词，都跟当时的社会有莫大的关系。唐诗大体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演变阶段，而词，兴于唐盛于宋，但起源可追溯至汉魏时的乐府及隋唐的燕乐。词的兴盛与音乐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的，可以说词是配合音乐而发展的曲子词。就风格而言，诗风具有雄健的风骨，高远浑成的意境，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而词，较之于诗，失去了纵横开阔，狂放不羁的恢宠气象，但在含蓄委婉曲折的意境上却更胜一筹。更能表达深长，细腻，丰富的情感，谓之“能言诗所不能言。”不过象高山所说的，既然有婉约，就有豪放。苏轼是率先有意识地将词看成与诗具有相等功能的文体。“以诗为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不愿以内容迁就音律，同时也给词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为词注入了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