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是建立在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简单、消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者在观念上的封闭性与保守性。物质上的极端匮乏和聚族而居的自然村落使得人们为了维持对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而强调群体间的共利互助关系，而且为巩固这种群体的同一性倾向于在宗族血统关系之外将所有社会个体之间的一般伦理关系拟仿性地依照血统逻辑进行普遍自然化和绝对化的命名。因此，在乡土文化语境下个体相对于群体而言天然地具有非法性、边缘性与派生性，而个体的利益要求则被视为不道德的，只允许有献祭和殉道的要求，而不能容忍索求与独立。在这样的价值规范的命令与召唤中，大同世界作为一种乌托邦狂想却被奉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和终极的境态。为防止事实存在的等级差异对于大同神话可能构成的颠覆性危险，人们往往从宿命论的意义上强行派定等级差异的天然合法性，或者虚拟性地比照血统关系在自然意义上的等级差异来推论其它等级差异的天然合法性。这样便可以理解“君权神授”的说法、“富贵在天”的论调以及父子、兄弟、夫妻、君臣、师徒、长幼等诸种等级关系在排序依据上的内在共通性。乡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荒诞性与局限性是我毋庸置疑的。崔喜军的作品虽无法对此进行面面俱到的逻辑推证，却也以其形象化的艺术世界呈示出种种的问题。《小宴》让乡情、同学情、友情、爱情纷纷幻灭。这是对大同神话的无情颠覆。作者发现，当那几个同乡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成为“同乡同学的同一体”时，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明一暗、对人对己的两种不同价值标准来达到宽己而责人的目的，这是这个“同一体”最终分崩离析的根源。他们都光明正大地拿重义轻利、重人轻己的道德典律去指斥他者的自私与狭隘，而又以这种道德宣示来捍卫自身的绝对合法性，但在事实上又有意无意地去触犯道德禁忌，在发生利益冲突时依照自我选择的标准来行事。他们既无力抗拒文化无意识中道德冲动的控制，也无力抗拒本我性的原欲冲动的操纵。所以，当面对乡情、同学情、友情、爱情的破灭时，这些盲目的生命个体除了迷茫、惶惑、震悚以外别无选择。《邻家》和《花开花落》都涉及到妇女问题、婚姻问题。《邻家》中的二红妈与《花开花落》中的婚姻悲剧的共同思想根源在于她们一味地沉溺于由自我阉割换取来的道德优势中，不懂得建立在人格独立基础上的真正的爱情与婚姻。二红妈赖以支撑其多年守活寡的精神资本之一就是放弃个人对于幸福的追求来换取在礼教名节上的合法性。芙蓉的悍然出走同“娜拉”的个性觉醒大异其趣。她同刘黑子的私奔与对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没有太多关系。刘黑子充其量仅是一个可以让她在生活上依附、可以给她钱来卖身赎罪的一个交易对象而已。二红妈还要以自己愚昧的善良酿成的悲剧想当然地来推论二红重演她的婚姻悲剧的必然性，简单地以幸福爱情与婚姻的她之所必无来扼杀了女儿的所欲有。这是爱女儿，但很可能又是害女儿。愚昧的善良只能生产出善良的愚昧。其实，个体主体意识的匮乏不仅仅是乡土文化语境下妇女问题与婚姻问题的症结，也是其它问题产生的条件之一。《如烟往事》、《诬陷事件》就法与情、法与德的关系进行了思考。黑狗的悲剧就在于对于法的无知。感情冲动、意气用事导致了他以身试法。在乡土文化语境下，人们太依赖于道德自律意识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统控作用，太相信社会道德力量对于社会的组织与调节作用。当黑狗在主观上获取了道德的强力支持时，他便理直气壮地放纵自己对犯禁者进行非法性的暴力惩罚。黑狗的悲剧说明了道德评判与感情尺度所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是极其危险的。这是对乡土文化道德本体论神话的有力消解。《无米之炊》在向我们展示其中的主要人物在乡土文化无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豪迈义气的同时也批判了他们在乡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封闭、保守的经济观念。“靠天吃饭”的消极态度和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是所有类似于陆彦东和老吴等这样的官商仍然停滞于计划经济时代、怀恋“一大二公”给他们带来的威风与荣誉、对灵活、开放的市场要求闭目塞听、怨气冲天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我不否认我的这些解读可能存在着过度诠释的问题。但这的确是在作品形象世界的启示下生发出来的。不能因为形象的作品不具有清晰的思辩性就否定了作品丰厚的思想意蕴。崔喜军以其作品暗示性的穿透力对乡土文化在人际交往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爱情问题、法制问题和经济问题等多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给予了揭示，批判了乡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对于传统乡土文化的批判间接地暗示了作者对于现代文化的召唤姿态。《小宴》中的几个人物在面对乡情、同学情、朋友情和爱情的幻灭时所感到的精神上的困厄也正说明了这些奔向都市大学校园中的青年人正发生着一次艰苦的精神涅槃。《邻家》中的“我”和二红爸在一定意义上已是乡土文化圈层中的个类。《花开花落》中的柳林似乎成了妇女可以走向解放的灵魂导师。而芙蓉的觉醒虽则徒有其表，但毕竟已经出现了要求觉醒的心理冲动。《如烟往事》、《诬陷事件》中的“我”已经有了法制意识。《无米之炊》中的陈千万作为一个有待批判的对象已经包孕了一定的现代经济理念。现代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作品还不能清清楚楚地回答，但已经在对乡土文化 的批判过程中提供了一些新的文化因子和进行猜想的可能逻辑。当然，作者在为传统乡土文化寻求新的继替者时也是矛盾重重的。《小宴》的叙事主体在觅求现代的人际交往逻辑时是不希望乡土文化语境下追求的完美和谐的人际关系彻底毁灭的。《花开花落》的叙事主体也不会为了妇女的觉醒而希望她们丢掉传统美德。《如烟往事》、《诬陷事件》的叙事主体也已经意识到法制在处理社会关系上的机械性与可能由此带来的非道德化的一面。《邻家》的二红爸在背叛了乡土文化所要求的婚姻道德契约关系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婚姻在现代意义上的良性定位。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似乎也不一定能有真正的爱情奉献给二红，这不仅是二红妈深疑不信的，而且也是二红所担心过的。《无米之炊》在指引出一条市场经济的光明大道时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改革非人道的一面。作者承认乡土文化 的衰落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但又担心乡土文化有价值的一面在现代转型中也被残酷地抛弃，怀疑现代转型在人性论意义上的有效性与健康性。这说明作者在面对传统乡土文化所遭遇的文化革命的挑战时是苦乐交杂、喜忧错综的。这是一种面对自己的人文理性和历史理性在不同时空与价值层面上的互斥性、互否性时所遭遇的二难困境。总之，作者是眷恋乡土文化的，但又批判他所眷恋的乡土文化对于人的束缚与戕害，一方面相信并希望乡土文化会必然地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又在猜想乡土文化的沦陷究竟在多大意义、何种程度上确证着人的进步。这使得作者的的确确进了传统与现代的纠结，面对乡土文化的境遇与命运焦虑不已。 2002年春写于河北大学——原载《渤海文学》2002年第2期；《环渤海作家报》2006年6月芒种号
乡土文化得保留，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希望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