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辩护》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锡德尼的著作，全书先立后破，故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锡德尼提出自己对诗的独特见解，是为立论部分；第二部分则是罗列出前人和今人对诗存在的偏见，并一一进行破斥，是为破论部分。
一、立论：诗歌在学术领域上的独特地位
锡德尼认为，诗歌是一切学问之母。他盛赞试是“光明给予者”，一切的学问都经由诗的乳汁哺乳而茁壮成长。希腊最早的学术著作就是诗作，“让博学的希腊在其多种多样的科学中拿出一本写在穆赛尔斯、和马、荷西俄德之前的书来吧，而这三人都不是什么别的人物而是诗人。” 不仅如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都是以诗人的面孔登场的，我们现在读到他们的哲学残篇，其实都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就算是柏拉图，这个敌视诗的哲学家，本身也是一个天才的诗人，“虽然他作品的内容和力量使哲学的，它们的外表和美丽却是最为依靠诗的。” 难怪现今的古典语学家会称柏拉图为神话诗人和戏剧诗人了。值得一说的是，柏拉图是历史上反对诗的最著名代表，所以锡德尼在本篇的论述中从没脱离过柏拉图，他时而表达了自己对柏拉图的景仰之情，时而有对柏拉图嘲讽有加。我认为，锡德尼对柏拉图的矛盾情感其实是和柏拉图既是诗人而又反对诗人的矛盾身份相对应的。
除哲学外，锡德尼认为，一向标榜自己真实性的历史学也要借助诗的形式，甚至是力量。“希罗多德用九个文艺之神的名字来称其历史。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从诗词盗窃了或者借用了热情描写来描写强烈的情感和谁也不能证实的真正细节……” 哲学和历史学要成为名正言顺的学术，都必须在诗那里汲取养分。“起初确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能够进入群众审定之门，如果不先行取得诗的伟大写照。” 所以，诗歌在古代应该享有从高的地位，现时代的人刻意偏低诗歌，可能是误解或是遗忘了古人对诗歌的看法。所以，
锡德尼就从词源学入手，重构了希腊人与罗马人对诗的看法。
锡德尼认为，相较之古罗马人，古希腊人对诗的理解较为准确地切近了诗的本质。希腊人称诗人为Poieten，原意是“创造”。一切技艺都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如天文学家观察星象，数学家处理自然中各种数量的关系。没有大自然，这些学科也就不会存在。唯独是诗，它虽然也源自自然，但最终却超出了自然。诗人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和澎湃的诗情，创造出各种壮观瑰丽的诗歌意象，如英雄、本神这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在锡德尼看来，诗是唯一摆脱了自然束缚、冲出自然的一种技艺。如此一来，诗人就成为了“创造者”，“他不局限于自然的赐予它（自然）的赐予所许可的狭窄范围，而自由自在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 。锡德尼在这里提出诗的创造说，暗中驳斥了关于诗的“模仿说”，即认为诗是对现实的简单模仿。
在论述完诗歌的本意在于创造之后，锡德尼又明确提出了诗歌的目的在于创造。他说，“使人成为世人的并不是押韵和写诗行，犹如使人成为律师的并不是长袍，律师穿着盔甲辩护也还是律师而不是军人——只有那种怡悦性情的、有教育意义的美德、罪恶或其他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虚构，这才是认识诗人的真正的标志……” 在这里，锡德尼明确表示，诗的标志不在于其华美的辞藻，样式或是韵律，而在于它具有德性教育意义。
在锡德尼眼中，学问就是要赋予人德性，使人趋于完美而不是什么充实见识或增长见闻。只有诗才配享“学问的君王”这份荣誉，因为其他很多打着学问旗号的知识都败坏了德性，例如数学，哲学和天文学，这些学问都只把目光集中在知识的积累和论证的严密之上，而忽视了人灵魂的完善和生活的幸福。“天文学家会注目星象而跌入臭沟；好问的哲学家会对自己茫然无知；数学家会把线划得笔直而心不免歪斜。” 锡德尼直指这些学科都是工具性的，并不以人自身的德行为目的。而“一切人间之学问的目的的目的就是德行。” 个人认为，锡德尼在此表达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深刻关注，将学问与德性关联起来，充分表现了当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数学，哲学或天文学这些主流的学科因为忽视了人本身而无力参与“学问的君王”之竞争。而在锡德尼看来，有能力竞选这个荣誉的就只有诗学、道德学和历史学。
道德学家最大的劣势是拙于修辞，他们只会玩弄苍白乏味的道德规条。因此道学家需然也致力于德性的研究，但他的教条晦涩难懂，根本无力指导人们去过合德性的生活。历史学家最大的弊端则是囿于现实，他们只能拿现实存在的东西来说教，却缺乏深刻的道德规条，所以是一群只知道“实然”而不知道“应然”的人。
相反，诗却是既长于辞藻，有富于想象。能够用优美华丽，明白好记的语言去教授德性，又能够创造出各种生动活泼的寓言故事去让人明辨是非。锡德尼用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诲》与历史学家关于居鲁士王的一些记载去作对比而得出结论，一个用诗意刻画的居鲁士比一个真实的居鲁士更具教育意义。
锡德尼进一步指出，诗歌之所以优于其他学问，是因为它并不单单是在教育我们，更是在感化我们，它不仅让我们知道德性的生活是应该过的，更让我们去渴求过这样的生活。“使人家被感动得去实行我们所知道的忙活着被感动得愿意去知道的，这才真是功夫，真是功夫。” 到此，锡德尼不仅论证了诗是一切学问之母，更论证了诗是一切学问的君王。“在一切学问中……我们的诗人是君王。因为他不但指出了道路，而且给了这道路一个可爱的远景，以致会引人进入这道路。” 至此，锡德尼的立论部分就完成了。
二、破论：对诗歌的指控与辩护
当时的人嘲笑诗歌是因为他们认为诗人都只是在寻觅诗韵，这也构成了对诗的第一个指控。但正如前文已经解释过，在锡德尼的心目中，诗的本质并不在于诗韵或排成诗行。诗人讲求形式和押韵只是为了使诗方便记诵罢了，所以锡德尼会说，“一个人可以是写个诗行的作者，也可以是个没写个诗行的诗人。” 对诗的第二个指控是诗浪费了人的光阴。但正如锡德尼已经说过，诗能教化人，是使人向往德行的学问。而德行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诗也是最终要的知识。如此说来，将时间用在最重要的知识上面当然就不是浪费光阴了。
对诗的第四个指控是它滥用了人们的才智，使它习于放肆的邪恶和淫欲。锡德尼承认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但他却巧妙地指出，错的其实并不在于诗，而在于人。“他们发现他们的判断可以不用争吵而颠倒一下的，即可以不说诗糟蹋了人的才智而说人的才智糟蹋了诗。” 所以，并不是诗本身是可恨的，而是人对诗的滥用使得诗好像是可恨的，归根到底，真正可恨的还是人内在的邪恶和愚昧。尽管锡德尼承认了诗又被滥用的可能，并且诗一旦被滥用会造成各种恶果，但这不能成为责难诗的一个理由。因为诗也有被正当使用的可能，并且诗一旦被正当使用了，就会带来极大的好处。这就好像医药一样，用得好能救死扶伤，用得不好则会置人于死地，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放弃医药。
对诗的第五个指控是诗会使人慵懒和软弱。锡德尼认为，这个指控不单单是针对诗，更是针对一切与书本有关的学问，但这只是无知者的偏见。因为知识本身并不反对行动，相反，一切行动都要以掌握某种知识为前提，而掌握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并且，说诗使人软弱也是有违事实的，诗其实是“军营的伙伴”。锡德尼举出了亚历山大对荷马史诗的钟情这个例子以支撑这一论点。
对诗的最大指控来自于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在他的巨著《理想国》中指出诗人的种种弊病，并明确表示应该将诗人逐出城邦，从而挑起了古希腊的诗学与哲学之争。每一个企图为诗辩护的人或者是议论诗的人都不能绕开柏拉图，锡德尼当然也不例外。在此，锡德尼重新解读了柏拉图对于诗而提出的主张，“柏拉图——关于他的权威主张，我确实宁可公正地解说而不故意拒绝——并不泛指一切诗人；柏拉图只想赶出那种对于神的错误主张……那种主张，柏拉图可能认为是当时有中网的人所滋长的” 联系锡德尼在关于诗歌第四个指控的辩护中区分了诗与诗的滥用，柏拉图反对的可能不是诗本身，而是诗的滥用。有几个论点可以印证这种看法，其一就是柏拉图自身所表现出的诗人才华，以及在他的作品《伊安篇》中给诗以崇高的赞美和神妙的赞美，凭借这一点，锡德尼就倾向于相信是人们误解了柏拉图而非柏拉图误解了诗。另外一点就是与柏拉图最亲近的两个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他的伟大学生亚里士多德，都对诗有着浓厚的兴趣。苏格拉底曾经希望将《伊索寓言》翻译成诗，而亚里士多德更有《诗学》传世。
到此为止，锡德尼为诗的辩护就基本上完成了。在接下来的部分，他评述了英国当时的诗坛状况，由于我对英诗和戏剧一无所知，就不再赘述了。总的来说，《为诗辩护》语言优美，论证严谨，充分显示出锡德尼的理论才华和文学天赋。
参考资料：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