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过了一遍，对于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陌生导致读得极为艰难。全书分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追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来源。就二者关系来说，有四种主张，一是直接将语言学理论施加于文学之上，对于该主张，作者通过证明雅各布森诗学分析的失败（第三章）而彻底摒弃；二是一些文学意义经由阅读活动通过语言学而得到解释，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即属些类（第四章）；三是将语言学程序以类比方法作用于汇集起来的符号学素材，以托多洛夫《十日谈的语法》为代表，书中第五章应该在探讨这一问题（第五章第二部分一个字也没有读懂）；四是视语言学为考察符号系统的参照模式，即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论参照，这是作者最为认可的、体现在这本书中的方法。
于是，第一章对语言学中核心概念进行了介绍，同时阐明了其如何影响了结构主义。
一、语言，言语。其差别包含（一）规则与行为（二）功能性与非功能性。（一）结构，（二），结构主义不重视人物即与此有关。
二、关系。以二项对立为代表，结构可能理解为各种关系。
三、符号。
四、发现的程序。由有限的现象产生规则，据此规则可生成无数新现象。
五、“生成”或“转化”。不关注素材，关注高于素材的“事实”。
六、结果与蕴含。“……假设有这样一些差别和规则在无意识地起作用，目的是对社会和文化客体的种种事实作出解释，这就是结构主义者从语言学中引出的最重要原则之一。”
第二章以巴尔特对时装和施特劳斯对神话研究为例，阐释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形成。
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围绕“文学能力”，构筑了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样式。
第六章、文学能力。“作品具有结构和意义，是因为人们以一种特殊方式阅读它。”如何把文本当文学来读，人脑事先有一种设定。对于作者同样如此，为什么创作的东西叫“小说”或“诗”？这一章的详细论述就是第七章。
第七章、程式与归化。二者似乎互为本源，无法断定谁先谁后，是无始无终的循环。 “如果一种体裁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分类学，它就必须试图解释，主宰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功能性类型特征是什么。喜剧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把某作品当作喜剧来阅读的这种期望与与读悲剧或史诗不相同。” “所谓一种体裁的程式……基本上就是意义的种种可能性，就是将文本归化的各种方法以及给予文本在我们的文化所界定的世界中以一定的地位。” “使一部文本归化，就是让他与某种话语或模式建立关系，而这种话语或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已被认为是自然的和可读的。文些模式，有的并不特别具有文学性，而仅仅是已知逼真性的化身。”于是此后讨论了五个层次的“逼真性”：
一、“真实”，基本指向现实世界，是无须证明的话语，他爸爸是男人。
二、“文化逼真性”，特定文化范式下的真实，比如拿矛决斗现代不逼真，但在骑士小说时代则逼真。
三、“体裁模式”，文艺内部的真实，小说作为小说，诗作为诗。 结构主义叙事学似乎产生于这一层。
四、“约定俗成的自然”，文本内本，“拟陈述”，即便与现实经验完全背道而驰，但叙述仍一口咬定其完全真实，比如《分成两半的子爵》。这一层有执掌并转化其他层的能力。
五、“戏仿与反讽”，依赖于上一次，不同文本之间构成的真实，与“互文性”有关。
第八章、抒情诗的诗学；第九章、小说的诗学。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诗和小说两种具体文体。
第三部分“前景”，总结与反思。结构主义“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一种研究意义如何产生的批评，有助于揭示文本本身和读者与文本接触过程中发生的某种最根本的人类活动。”按卡勒的前言中的分法，对具体文本的阐释称为“批评”，对为什么会如此阐释的研究即“诗学”，这里卡勒将结构主义的重点偏向了诗学，但在实际操作中二者是并重的，译者盛宁在译序里引用卡勒的话“无论我们宣布自己具有什么批评倾向，我们都是新批评派，因为摆脱文学作品的自足性、阐述作品统一性以及“细读”的必要性等观念，实在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重访新批评》中也有这句话，略有不同，猜测可能是翻译问题。）《结构主义诗学》当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拓宽了新批评。
第十一章最后也就是全书的结尾处，卡勒写道“我们遵循着自己的理解活动程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按照所体验到的那种理解的极限，阅读并理解着自己。认识自己，就是研究表述和阐释中主体与主体进行交流的过程，我们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才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索莱尔斯常说，谁不进行书写，谁不积极地把握这个系统，作用于这个系统，谁就要为这个系统所‘书写’，他就会变成离他而去的文化的产物。”用结构主义的视角寻找文学的终极意义，而转述的索莱尔斯的话，简直就是尼采“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