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伟大的精神和他辉煌的作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其骚体作品，独步肇开，享誉中外，流芳万代。其人其诗，璀璨千古，光争日月。自汉迄今，骚人词客或赞或叹，或歌或泣，吟咏屈原的诗词旨意醇厚，五彩纷呈，名篇迭出，脍炙人口，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一朵奇葩，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独特文化。
辑注历代吟咏屈原的诗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辑注《屈原颂——历代咏颂屈原诗歌选注》[1]过程中，曾搜集整理相关诗词400余首，发现这些诗词既具有独特的区城性，又具有独特的文学艺术性，而且具有独特的思想性和传承性。
一、我国南方是滋生吟咏屈原诗词的主要区域
综观古今，历代吟咏屈原的诗词在我国南方较多，有其独特的区城性。
（一）诗词作者大多集中在南方
其根源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屈原世居南方有关。屈原本为南方楚国人，所以南方诗词作者对其更为熟知；二是与南方风俗相关。以长江为主干的南方多湖泊江河，以纪念屈原为主的端午节龙舟竞渡、悬艾挂蒲等习俗，则多源于南方，由这些活动而衍生吟咏屈原的诗词则盛矣，也为吟咏屈原的诗词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异地的作者大多或徙居南方，或曾游历南方，或从其它渠道获知屈原其人或阅读屈原作品后而作之。从作者的身份上看，有平民百姓，有达官政要，自古皆然。
（二）屈原行踪区域主要在南方
屈原人生经历中，按传统说法，他生于湖北秭归，出仕于湖北荆州（郢郢都），流放于湖南溆浦及汉水以北（即湖北郧襄一带），沉逝于湖南汨罗。自古至今，屈原在其行踪区域声名广布，影响甚大，深受人们爱戴，这些区域吟咏屈原的诗词则不断涌现。因此，历代吟咏屈原的诗词中，涉及上述地域名称者众多，直接以秭归（或归州）、汨罗等地名作吟咏屈原诗题者亦多。
（三）吟咏屈原诗词的传播载体大多集中在南方
除了前述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纪念屈原风俗之外，涉及屈原的古遗址也多在南方。例如古今纪念屈原的大型建筑，数湖南、湖北境內最多。湖南汨罗有屈子祠、屈原纪念馆、天问阁、独醒亭、屈原墓，溆浦有涉江楼、屈原庙、招屈亭，常德武陵区有三闾大夫祠、四贤祠，桃江县有五贤祠、凤凰庙；湖北秭归有屈原祠、屈原纪念馆、屈原庙、独醒亭、望归亭、屈原墓、江渎庙、屈子桥、“屈原故里”牌坊、屈原诞生地“乐平里”牌坊，荆州市有江渎宫、濯缨台、三闾寺，武汉有行吟阁、屈原纪念馆；四川忠县有屈原塔；安徽望江县有忠洁侯庙，东至县有忠洁祠，等等。据学者考察，仅湖南、湖北境内的屈原庙宇多达42处[2]。另外，产于南方且有影响的《荆楚岁时记》《水经注》《荆州记》《襄阳风俗记》等等，既保存了部分吟咏屈原及其作品的诗词，又记载着关联屈原的遗风趣事，也为吟咏屈原及其作品提供了传播载体。
二、吟咏屈原诗词的文学艺术性
吟咏屈原的诗词，从体载和类型上看，既有诗、赋、词、歌，也有七律、七绝、五绝、五古等。其文学艺术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借景寄情
即以涉及屈原的古迹或其它景物为素材，既咏赞屈原，又寄情述怀。此类诗词数量较多，以端午节日、屈原祠庙、龙舟竞渡、角黍艾蒲等景物风貌为主题，籍以传情，融情于景。如南宋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端午》，称颂屈原“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感慨“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尔”。以端午入题，赞颂屈原的殉国精神万古长存。表达内心情感，不管人生何等尊荣显赫，只有为国为民逝去的人才极为尊贵，以景寓情，幽怨不尽。再如唐代戴叔伦《过三闾庙》，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评价：“《过三闾庙》并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种感慨之气，五绝中此格最高。”[3]含蓄悠隽，情伤无限。郭沫若《过汨罗江感怀》，途经“屈子行吟处”，使己“朝气涤胸科”，敬慕屈原“忧天下”之精神，抒豪气壮志，托物寄兴。
（二）以事寓理
即以事象抒发感悟，阐述道理，兼咏屈原。如晚唐诗人文秀《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遍及神州各地的端午节日是为谁设立的呢？“万古传闻为屈原”，因为屈原是人们无限景仰和直得永远怀念的伟大诗人。再如宋代苏轼《屈原塔》，当时有人怀疑四川忠州的“屈原塔”“无凭”，不当有。苏轼先叹“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后述此塔“应是奉佛人”。虽然如此，但“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此意固已切”，千百年来人们祭吊屈原之情却至诚至切，对屈原塔“何必较考折”，阐述没有必要斤斤计较去考察清白的道理。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端午帖子》先述“楚国因谗逐屈原”，后叹“可鉴前王惑巧言”，阐明君王应吸取历史教训，而不应被谗言迷惑。再如唐代杜甫《戏为六绝句》、明代蔡毅中《秋兴》等，纪事述理。
（三）直咏屈骚
即直接吟咏屈原及其作品，以突现敬慕、追悼之情。如汉代贾谊《吊屈原》，即“敬吊先生”“自湛汨罗”。司马迁的《屈原赞》，直颂“屈原行正”“日月争光”。南北朝刘勰《离骚赞》称赞《离骚》“金相玉式，艳溢锱毫”，“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坚定的语气中饱含崇敬之意，颂扬屈原创造了绚丽多姿、精美绝伦的“骚体”诗赋。这种类型的诗作数量最多，而且大多对仗工整，意蕴深刻，情感丰腴。如唐代王鲁复《吊灵均》，虽然“万古汨罗深”，但“骚人道不沉”，深深的汨罗江水只是沉没了屈原的躯体，屈原的道义却永远不会沉没。再如宋代司马光《屈平》、元代侯克中《吊屈原》、叶剑英《过屈原故里》、于右任《贺诗人节》等等，均直接颂扬屈原及其作品。
（四）引典譬喻
即用引经据典的方式来喻示屈原、赞扬屈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被楚怀王“放流”[4]，因屈原遭遇放逐，吟咏屈原的诗词中，故谓屈原“放臣”，元代柳贯《题〈离骚九歌图〉》：“究观神保意，皇恤放臣悲。”既喻指屈原又喻指屈原放逐之事。明代刘基《读史有感》：“千古怀沙恨逐臣，章台遗世最酸辛。”《渔父》载：“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5]吟咏者则称谓屈原“醒魂”“独醒人”等，彰显屈原志洁行廉的情操。宋代胡仲弓《端午》：“年年此日人皆醉，能吊醒魂有几人？”再如“骚人”“汨罗魂”等，都有特定涵义，特指屈原。这些称谓内涵大致相同，只是不同语境下的表现形态。
三、吟咏屈原诗词的思想特征
吟咏屈原诗词的作者群，呈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大多人生坎坷，遭遇曲折。因此，独特的作者群产生独特的思想性。因屈原人生及其作品思想的独特性，吟咏其诗词大多呈现激愤、励人、苍凉、哀惋等情感。其共同特点是以屈原为喻体，不同思想表达方式则纷呈。
（一）感叹自身遭遇
既表达怀念屈原之意，又以屈原身世经历感叹自身人生遭遇。如唐代宋之问，先遭遇流放，后被赐死，其在《送别杜审言》中，悲己“卧病人事绝”，且不忘“维舟吊屈原”。宋代曾任宰相的寇准，受朝廷权贵排挤而被黜，后又被贬而远离他乡，其在《巴东书事》诗中，袒露“孤淡厌琴樽”“因思楚屈平”。另如唐代元稹于元和五年（810）被贬江陵期间所作的《楚歌十首》，感慨“愤愤屈平篇”，古今二人“各自埋幽恨”。再如唐代遭贬谪“乃知汨罗恨”的白居易《读史五首》、唐代“远谪南荒一病身”的朝廷大臣李德裕《汨罗》等等，悲怀屈原的同时，也悲叹自身坎坷遭遇。
（二）针砭时弊
以屈原史事为引点，讽谏时政。如唐代遭贬谪的刘禹锡，在其《采莲行》诗中，先叹“屈平祠下沅江水”，再叹“长安北望三千里”，忧虑都城长安（今西安）遥不可及，愁患“长安”并非“长远安宁”。宋代曾任县令后被黜流离杭州的胡仲弓，在《端午》诗中直问端午节“年年此日人皆醉，能吊醒魂有几人？”讥讽南宋君臣昏庸腐败，为“醒魂”难容，风俗异常之势伤时感世，怀古伤今，愤怼时世。这类诗词作者的人生经历类似，或遭贬，或受黜，或不满朝政而辞官，诗词中蕴含讽谏之意。他们推行屈原的“美政”思想，抨击时政弊端。
（三）勉励他人
以屈原为典型，寄语他人。如明代忌恨朝廷腐败而辞职归乡的王鏊，在《送高良新知归州事》诗中，先感慨“屈子宅空江渺渺”，再奉劝“使君抚宇无多术，夔府如今正阻讥”，意在勉励友人启用忠良，拼击邪恶，不再让谗言屈原之悲剧重演。北宗遭受两次贬谪的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诗：“家酿寄君须酩酊，古今嫌见独醒人。”表达了对朋友的劝勉和期盼。另有南宋常被排斥出任外职的杨万里《戏跋朱元晦〈楚辞解〉二首》、明初时称“吴中四杰”之一，后因触犯权贵朱元璋而被斩的高启《角黍二首》等等。既与屈原遭遇类同，又寄情寓意。
上述作者群的诗词，并非思想消沉，而是慷慨激昂、求索上进，崇尚屈原“九死不悔”之志和“泥而不滓”之节。常颂扬屈原高风峻节，爱国忧民；或赞美屈原作品清词丽句，辉耀千古；或悲叹屈原生不逢时，遭遇放逐；或抨击邪恶，仰慕忠贞；或讽谏时世，推崇“美政”；或以史为鉴，述志抒怀；或景物寓意，于事寓理。
四、传承屈原文化的独特方式
阅读吟咏屈原的诗词，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享受。综览这些诗词，还可发现其构架、用典、语言等方面承袭屈原作品范式，是一条传承屈原文化独特而又有效的途径，有其独特的传承性。
（一）沿引屈原作品典故
这类诗作数量较多。如明代李达《楚屈原》：“箕子披发晚，微子抱器迟。”源于《天问》：“梅伯受醢，箕子详狂。”箕子即商代末期历史人物，为纣王叔父，因谏王而不用，故装疯。北宋文学家宋庠《屈原二首》中“司命湘君各有情，九歌愁苦荐新声”，“司命”“湘君”是屈原《九歌》中的典故。南宋诗人张孝祥《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赋诗》中的“伍君（伍子胥）”“司命”“太一（东皇太一）”“宓妃”“娀女”等，均是屈原作品中的典故，将其巧妙沿引于诗作之间，使其诗意别开生面，抒情淋漓尽致。诸如此类典故，包含古代神话、历史、地理、天文、人物等。
（二）化用屈原作品句意
即借用屈原的诗句原意，经过自己的艺术改造而变化成为己而用的诗句。如唐代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有“菉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女媭空婵娟”“彭咸久沦没”诗句，均化用屈原作品句意。屈原《离骚》：“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菉与葹均为恶草，李白在诗中喻谗佞小人；屈原《九章·涉江》：“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伍子即伍子胥，与比干有相似之遭遇；《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汉代王逸注：“女媭，屈原姊也。”“娟”与“媛”音近义通，“婵媛”是多情、关切的意思；《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此种类型在吟咏屈原的诗词中比较普遍。
（三）承袭屈原作品风格
“兮”字在屈原作品中的广泛运用，成为“骚体”的显著特色。吟咏屈原的诗词中，如汉代贾谊《吊屈原》、扬雄《吊屈原》、庄忌《哀时命》、唐代皎然《吊灵均祠》等等，均袭用“兮”字以表情达意。屈原作品常以香草、美人喻君，或喻贤，或喻己；以臭草、恶鸟喻奸佞，或喻小人，或喻昏庸朝政。再如夸张、排比、对偶、设问、反问等修辞手法，特别是屈原作品浪漫风格，在历代吟咏屈原诗词中有承继的痕迹。
除了前述基本特征之外，吟咏屈原的诗词还具有独特的历史性。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从中国文学发展脉络来看，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为盛，吟咏屈原诗词的发展亦然。文学兴衰（包括诗词发展）与历史背景、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等元素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会带来文化的昌盛。唐代鼎盛时期，诗词发展尤盛。“焚书坑儒”的秦代，吟咏屈原的诗词则寥若晨星。通过这些诗词，可以透视社会历史及诗词历史兴衰的不同时期及其发展过程，还可窥见古今人们对特殊历史人物屈原的不同认识与评介。因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这些诗词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它不同程度的表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状况。其次，这些诗词的传承，对中国文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总而言之，历代吟咏屈原的诗词及其作者，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组成部分，又融历史性、社会性、知识性于一体，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而且富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注 释：
[1] 谭家斌辑注《屈原颂——历代咏颂屈原诗歌选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本文所引相关诗词均源于该著，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2] 龚红林、何轩著《屈原文化版图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3] 刘济民编注《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4] 司马迁撰《史记》（全十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485页。
[5] 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1页。本文所引相关屈原作品诗句均源于该著，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原载《职大学报》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