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政府部门应该介入调查，对她的高考成绩，职称评定，学术成就，师德师风等展开全面调查！给公众一个真相。同时彻查贾平凹，调查清楚他在贾浅浅的诗歌走红方面是不是存在利益交换！？
当代诗坛上主张“诗到语言为止”的诗歌流派是?
“诗到语言为止”是韩东的至理名言，他还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哲言，“写诗就是为了写诗”。无可讳言，韩东对中国新诗发展 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对诗歌有着独到、深刻的感悟力。但是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以及整个新诗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他的这两局话给我感觉得更多的则是苍白和无力。有几本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高校教材，在谈及韩东的诗歌创作整体时给予“反文化”、“反英雄”、“反隐喻”三顶大帽子，细细检点确实如此。
韩东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重大功绩在于破除了所谓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写作的僵化。精英知识分子大多教条地拘泥西方的那种书面语言而又过多地发挥艰深晦涩的一面，曾经被“民间写作”者讥笑为“洋奴才”。韩东首当其冲地为新诗注入了新鲜、活泼的诗风，实在是功不可没。但我们也要看到，从韩东开始，承至伊沙、沈浩波，泛滥到最近的一些口水诗，口语被无限制放大，轻率所导致的肤浅、轻薄的迹象正日渐浮出水面，无节制或不经加工的口语遂成为口水，“口语”与“口水”仅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口水诗”严重损害了新诗的内脏。这个弊端应该由谁来负责呢？显然把责任一古脑全部推给韩东是不负责，也是不理智的。由此可见，“口语入诗”也是一把双刃剑，慎之又慎，绝不能任其不加约束地泛滥开来（诗人自身的艺术水平高低也决定了口语诗质量的高低。）。
中国古典诗歌发轫于《诗经》，止于清末；欧洲古典诗歌发轫于《荷马史诗》，止于19世纪的现代主义。古典诗歌满纸弥漫着精神的“英雄气息”，而“隐喻”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更是比比皆是，才造成了双峰并峙的高山。说白了，韩东也许认为中国新诗应该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完全迥然不同于双峰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了巨大的风险与艰辛性。我却不这样认为。文化具有强大的传承性，在传承中予以创新。中国新诗如果不继承古典诗歌的一些技巧和部分本质而想成就另一座大山，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古典诗歌有上千的历史，而中国新诗始自于胡适仅仅不足一百年，韩东如果只从西方后现代主义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而想成就中国新诗的高山也只是力不从心罢了。他只能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样式，最多提供了一种新诗发展的可能而已。关于向中国古典诗歌汲取营养的问题早就已经被五四时期的众多诗人以及理论专家注意到了，像徐志摩、朱湘、戴望舒等，他们或在音乐性与节奏上予以借鉴，或在意境、意象方面予以借鉴，他们都已经身体力行了。我觉得这只是浅层次的借鉴，就像自李金发开始向西方诗歌借鉴那样，仅仅得其行而没有得其实而已，学习到的只是一些艺术技巧。这样写出来的新诗往往四不象，仅仅有新诗的壳，骨子里还是传统诗歌的模式，不足以发挥现代汉语的可塑性和巨大的潜力。而建国初期，也就是从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新诗完全沦为了政治工具的附属品，意味着中国新诗的巨大停滞期。直到1976年，“朦胧诗”登上中国的诗坛，才真正意味着中国当代诗歌春天的到来（在韩东主编的《年代诗丛》的前言部分，韩东也是把1976年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起始期的），经过几代诗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新诗真正深入到了肌理，从诗歌的内部真正构筑中国当代诗歌。而笔者认为，如果推进当代诗歌的进程，精神的英雄化与隐喻这两种武器同样不可或缺。诚然，这两种武器被某些诗人用变了味道（用“民间写作”诗人而言，特指那些“洋奴才”），但是不可忘记：切莫倒脏水把孩子一起倒掉（在《诗生活》论坛里，我曾经对徐江说过同样的话，涉及伊沙的诗。）。那些“洋奴才”为了名利或故弄玄虚来掩盖内容和感情的贫乏与缺血是一种“玩弄文字技巧”外，孰不知，“诗到语言为止”或者是“写诗就是为了写诗”同样是另一种“玩弄文字技巧”，其本质都是相通的。真正优秀的诗人固然重视文字技巧的表达，因为诗歌毕竟是语言的艺术，但是大师们绝不会因辞害义，更关注文字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厚实的人文精神，对灵魂、生命、人类做不懈地探索以及追问，只有这些才是最能打动人心，支撑起了诗歌巍峨的大厦。海子曾经说过“诗歌不是修辞练习”，大有深意。文字技巧或许可以提高，而诗人博大丰富的内心是任何文字都不可能重塑的，能够重塑的只能是诗人的灵魂。什麽才是一首好诗？我觉得除了娴熟的文字技巧外，更重要的是博大深沉的诗核，像一挂长鞭鞭挞皮肉的那种疼痛感，这种疼痛感也有可能会是幸福所带来的，总之，疼痛的触击灵魂。
对中国的新诗而言，道路将会是曲折的，最后用屈原的诗与广大诗人共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老套，但也是事实。
